性善，性恶与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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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其善，何以为善？不知天理，何以存之？善一旦失去绝对标准，人人都可以相对于自己的立场定义善，善恶的界限也就模煳消失了……

　　一　圣人的善恶观

　　人性的善恶问题本是个极重要的哲学命题，它决定了伦理道德以及人生观的取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的“至圣先师”孔子对此却语焉不详，只不痛不痒说了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就过去了。

　　春秋乱世与遗失的上古道统，给了这位中华文化的缔造者强烈的冲击。他曾对弟子们“忆甜思苦”，说他未能赶上大道通行的好时代，那时“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而烽烟四起的春秋呢？“大道既隐，天下为私，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礼记?礼运》）。看来中国官场复杂的裙带关系在那时就已经登峰造极了。同样是人，为什么差别那么大？这位一辈子“在路上”的大知识分子不觉得奇怪才怪呢！真的就“习相远”那么简单？何况鲁国的土地还在原来的地方，“习”应该没变，“性”却变了。物是人非，今非昔比，站在沉重的现实此岸，回望历史的彼岸，他只能发出一声浑浊的嘆息：“逝者如斯夫！”而对人性问题保持无奈的“中庸”式的沉默。

　　在中国圣人排行榜上位居亚军的孟子急于填补这项前辈的“研究空白”，旗帜鲜明地提出他的性善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其实不能叫做“论”，而应该称之为“性善口号”；就像“东方红，太阳升”与领袖是否伟大没有必然关系一样。

　　水为孟子流，当然也为告子和荀子流。告子“以毒攻毒”，同样以水作比喻，他说“人性之无分于善与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告子上》）。他的意思是“人性”这玩艺就跟水一样，东有缺口它就往东流，西有缺口就往西流，大概就是“哪里有需要它就冲向哪里”的意思。这不成了“性本能”吗？足足比奥地利那位精神分析大师先进了两千多年！（这可比考证《水浒传》中的高俅，是世界上最早的“足球明星”，有意思得多。）

　　荀子更是大唱反调，主张“性恶论”。他雄辩滔滔地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嫉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荀子?性恶》）。虽然他说得比“水流论”言之有物得多，但中国人似乎天生不喜恶声，再加上他的“资历”比孟子浅了六七十年，后人对这位季军圣人压根就不当回事。中国是个善于讲“礼”的民族，季军绝对不得超过亚军。为了表示对“亚圣”的尊崇，后世对孟子毫无说服力的“口号”照抄不误，三字经开头赫然便是“人之初，性本善”。我们从小就会背着手，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地背这六字“真言”。

　　二　善的表象与恶的真相

　　“孔融”这两个字我还认不全的时候，我就完整地知道了他让梨的故事。人们常从这个故事推究出，人性要是不善，小孔融怎么捨得把好吃的梨让给别人吃？等我长大了，我才知道了孩子们永远不知道的后续故事：“白脸”曹操完全不顾孔融的“崇高威望”，一怒之下就将这位文名与德名双全的“建安七子”之一斩杀。孔融临死时，他相信“人之性善也”吗？他看见自己的血“之就下也”倒是真的。梨子与屠刀，这两个悬殊太大的意象使我惊骇，它们究竟能够多大程度说明人性？

　　孔融让梨是给孩子们阅读的童话。至于晏子公报私仇，“二桃杀三士”，那就是“儿童不宜”的“限制级”小说了。

　　作为先秦诸子之一的晏子，在学术上没有任何过人的成就，但其名气除了有限的三两个大牌圣人，余子无人可望其项背。如果“晏子使楚”的故事表现了他作为一个政zh i家的机智与风度，那么“二桃杀三士”就揭示了他作为一个阴谋家的诡诈与凶残。那三个战功彪炳的勇士仅仅因为没有对他这个宰相表示出卑躬屈膝的“礼仪”，便被他怀恨在心。他像古希腊神话里的不睦女神厄里斯一样使了招阴损的诡计，叫人送两个桃子过去，说是给他们中最勇敢的两个人。三人最后都把“最勇敢”的名号让给其他两人，自己又不甘受辱，竟先后拔剑自刎。可奇怪的是，人们对晏子这个阴险毒辣的小人不仅不予任何谴责，反对其智谋津津乐道赞不绝口，冠之以“一代名相”，而那三个豪气如云的勇士居然成了千古笑柄。

　　其实晏子这种人比那些“一板斧砍将下去”的坏蛋恶人可怕得多。他们杀人于谈笑风生之间，手上却滴血不沾，一个个都是“远庖厨”的“君子”！你能说晏子是杀了三个勇士的兇手吗？当然不能，那三个傢伙明明是“自绝于人民”的嘛！他们干最无耻的事，却有着最堂皇正大的仁义道德的藉口，比如晏子建议齐景公除掉三位功臣的理由就是“为了安定团结”。这个动议一下子就把他拔高到“忠”与“贤”的位置。还好晏子没蠢到为了这三个人发动什么大g e命，不过如果两个桃子没有实现“既定方针”，我就无法想像这位名相会干出什么更有名的事来了。

　　厄里斯的“金苹果效应”和晏子的鲜桃子异曲同工，只是闹出的祸事更大。为了个“一枝红杏出墙来”的王后海伦，希腊和特洛伊王国杀得血流成河，战期比抗日战争还长了两年，双方死人无数。荷马的长篇叙事诗《伊利亚特》讲的就是这个“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惨烈故事。同样狡诈的厄里斯的“待遇”可没有“名相”晏子那么好，她的“不睦”名声就像“黑五类”一样扎眼。

　　希腊人似乎对阴谋诡计颇为不齿，至少没有像中国人那样对权谋畸形地迷恋。他们崇尚的似乎是一种“刺刀见红”的血气之勇。《伊利亚特》中血肉横飞的枪战描写多达三四十处，说不出来谁正义一点；只看到不论生者与死者，强者与弱者，都是一群杀红了眼的人，被一伙无事生非、吃饱了撑着的诸神牵着鼻子走，还自以为是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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