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上帝打开的另一道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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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新起点带领的影响：A、对神学的影响。“强调理性思考的声音胜过聆听神从上面传达的声音，使得笛卡尔以来的现代神学展现出充满临在性的特色。”B、对科学的影响。在启蒙运动所开创的科学g e命中，一项更基本的改变是“对整个物质世界的了解，和讨论物质世界的方式，都从质的用语转变成量的用语。”C、对哲学的影响。新方法被运用到一切知识的研究中，不但科学、政zh i、伦理、神学等都在科学方法的规范中，“甚至连哲学都受到影响；说得确切一点，人类所有的活动都被视为自然科学的一部分。”

　　这样的影响在牛顿那里达到最高潮。牛顿“形容宇宙是一个巨大而有秩序的机器，它的动静都有特定的规律，是可以观察到的，因此也是可知的。”然而，“牛顿自己的目标是在神学，而不是只限于科学。他相信科学能帮助人了解神的伟大，他也确知诸天述说神的荣耀，而他的工作就是去发现其中的奥秘。”记得我们的中学教科书里说牛顿二十多岁就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可惜牛顿身在资本主义社会，受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影响，他在此后生命的五十年把这么好的才华都用于去证明上帝的存在去了。”呵呵，真是无知者无畏，再偏见的话却自以为是真理。曾和一个弟兄争论过牛顿的身份。我说牛顿也是弟兄，神学家。其实牛顿毕业于剑桥大学的神学院，科班出生。虽然他对三位一体的教义提出不同的意见，这无损于他对神学的研究，以及相应的贡献。

　　3、启蒙运动的原则与理性的相联

　　“理性”毫无疑问是启蒙时期的思想核心。但不要忽略了启蒙运动还是由一些原则和“理性”相关联，从而合成一个完整的特殊。在这些原则中，较为重要的是“自治”、“自然”、“和谐”、“进步”。

　　启蒙时期的思想家“从真实状况的结构和人类心思的结构之间的互动，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理智可言辨识并且了解外在世界中的结构。换言之，理性原则就是人类认识宇宙间基本秩序的能力。”如此一来，“为了达到理性的世界与人类理智之间的和谐，精密的推理就极为重要了。”由此，与理性原则紧密相关的原则就是“自然”。这个自然原则和东方思想中的自然有很大的不同：东方思想的“自然”更多是感性，而非理性，是混沌，而非精密，是封闭，而非开放。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主张，存在“万物的本质”中的秩序，是“出于大自然伟大的设计者之手，因此他们要向所有人显明的大自然之书去寻索神的法则……人类智性探索的目的，就是为了使生命能够纳入理性所发现的自然法则”。

　　“理性”和“自然”引出第三个原则“自治”。什么意思呢？就是向一切外来的权威挑战，“单单靠着教会、圣经或基督教教义，再也不足以使人在信仰或行为上顺服。康德说”勇于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箴言。但自治并非无法无天，启蒙时代绝不是一个主张废弃道德的时代，恰恰相反，要求“每个人都去发现并遵行宇宙的自然法则，运用个人理性和良知的天赋”。第四个原则是“和谐”，它是建立在“理性时代所主张宇宙的合理性和秩序性之观念上。认为“和谐不只是自然界的一个特质，也成为掌管人类行为的一种道德法则。人类必须遵从真实状况中那圆满的和谐。”由此启蒙运动一面加增对人类天赋潜力的重视，一面淡化基督教教义中对人类败坏的极端强调。“好好发挥理性应该能够使人类的生命和谐地融入宇宙的自然律中”。

　　以上可以看到，启蒙运动是个相信人类正在进步的乐观时代。当时的哲学家、神学家、科学家无不竞相建构一套自认为最能接近真理的方法。然而获得知识并不是最终目的，而是试图“通过发现并应用这些自然法则，是使人类幸福、理智、自由的途径。”这种乐观，使他们对未来满怀希望。或许正如伯林说这个时代“是人类生活中最有希望的一段插曲”。从以上原则中，结合上帝的属性和启示来仔细思想，这段最有希望的插曲的真正作者只能是上帝。

　　4、启蒙思想对神学的影响

　　到启蒙运动后期，“自然宗教”也称“理性宗教”取代了看重信条和教义的中世纪和宗教改革时期的宗教。建构了一套取代正统教导的身心理论，是为自然神学。“自然主义的神学家试图将宗教简化为一些最基本的要素，他们确信这些要素具有普遍性和合理性“他们认为道德才是宗教更重要的意义，换言之，宗教的主要功用，在于提供道德上神圣的约束力。”不论当时人对基督教的看法如何，“启蒙运动对理性宗教地位的提高，和对自然以及自然之神的强调，在构成了一种新的临在性，胜过了中世纪对超越性的强调……人们不是向万有之上去寻找神，而是向内在去寻索”。

　　这种注重上帝的临在性的思想始于文艺复兴时期，在启蒙时代终告完备，进而延伸到20世纪。事实上，启蒙运动的旗手们绝大多数都相信上帝，在对上帝极大的热忱中，力图将上帝之道以理性呈现，并造福于实际生活。以正统自居的神学家在描述他们时将之“妖魔化”，以致后人在论及某位那个时代的伟人或影响人物时，要去查究争论他是“自然神论者”，还是“正宗的基督徒”。这未免失于人的狭隘。毋庸置疑，他们都是神在一个时代所使用的人。但是启蒙运动中对人的罪性的低估，对人的理性的高扬，也给自身埋下了隐患。当隐患那样“不可思议”地爆发的时候，人的乐观深深地被悲观掳掠。不得不追问上帝究竟在哪里，不得不思想上帝的超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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