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灵伟人小传 戴德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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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德生既然被神呼召到中国去，他就立意要多知道一点有关中国的情况。有一个人可以帮助他的，就是主日学的校长约翰?惠华德（John Whitworth），因马约翰?惠华德是英国暨外国圣经公会（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的地方司库。这次访问没有落空，约翰?惠华德送他一本国语版本的《路加福音》。对戴德生来说，这本《路加福音》简直是一件珍宝。约翰惠华德又告诉戴德生，本地有一位公理会（Congregational）的牧师，收藏有一本麦都恩博士（Dr．W．H．Medhurst）着作的《中国》（Middle Kingdom）。戴德生立刻去找这位公理会的牧师，向那位牧师借《中国》，那牧师欣然答应，并问戴德生何故要借这本书？戴德生说，神呼召我一生要在中国作差传工作。那牧师又问，你打算怎么去呢？戴德生答：“我什么也不知道。似乎将来只好照福音书中十二个使徒和七十个门徒的作法，腰带里不带金钱，行路不带口袋，只靠差我的主供给我一切的需要。”那个牧师很慈爱地将手放在他肩膀上说：“阿！我的孩子，当你长大时你会更聪明。那种想法，主耶稣自己在世时还行得通，但是现在就不行。”

　　麦都思在《中国》一书中强调，要成立差传的医疗机构，这引起戴德生立意要学习医科，以便装备自己。

　　戴德生以一股热情投入另一项准备工作，就是学习中国的象形文字。着名的中文专家米尔荫牧师（Rev．William Milne）说：“学习中文这项艰巨工作，必须有铁的身，铜的肺，橡木那么硬的头，钢丝弹簧般的手，老鹰的眼，使徒的心，天使的记忆力，玛土撒拉的寿命。”

　　戴德生经过查询，打听到一本中文的文法书，售价不低于四英镑，另一本英汉字典，售价不菲，不少过十五英镑。不用说，戴德生是没有能力买到这些书的，结果戴德生靠着毅力和苦功，从那本中文的路加福音，掌握了五百多个中文字的意思。他用的方法是这样：在英文的《路加福音》中找一节经文，然后再找十几节有共同的字在里面的，然后再从中文的《路加福音》找那节中文的经文出来比较，再找十几节中文经文来确定中文字的意思。他手创的中文字典，在一八五○年二月时已有四百五十三个中文字，还有二百多个字已经查明意思只是还未编入字典。

　　戴德生又从约翰．惠华德看到一些刊物，里面登载新近在伦敦成立了一个专门为着中国的差传机构，名叫中国协会（The Chinese Association），其宗旨是聘请中国本地人来与现有的差传机构合作。新机构的主要工作，是透过一个常驻香港的郭实脑博士（Dr．Charles Gutzlaff），安排人到中国的内地去布道。

　　第四章、参加弟兄会的聚会

　　一直向戴德生提供一些有关中国资料的约翰?惠华德，是英国暨海外圣经公会（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在巴恩斯莱地方的司库。这个英国暨海外圣经公会的主要推动者，是弟兄会的领袖史杜阿特（Clarence Esme Strart）。弟兄会经过几次分裂，史杜阿特一直紧紧地追随着达秘（John Nelson Darby）。

　　戴德生在约翰?惠华德那里，又看到两份刊物，一份是《守望者》（The Watchman），另一份是《拾穗者》（The Gleaner）。Gleaner这一个字，在英文还有另一个意思，就是指搜集消息或搜集数据的人。

　　戴德生从《拾穗者》读到，慕勒在一八五○年和一八五一年．共奉献二千五百英镑，支持在天主教国家和海外的差传工作。

　　我们读《慕勒小传》就知道，慕勒凭着信心，在英国的布里斯托，主办孤儿院，他的工作甚蒙神的祝福。不过必须指出，慕勒乃是弟兄运动的领袖。慕勒的妻子玛丽，是弟兄会另一领袖葛若弗斯（Anthony Norris Groves）的妹妹。弟兄运动是不承认自己有任何名称的。弟兄会（Plymouth Brethren）的称呼，是外人加给他们的。本书为了方便起见，也照称弟兄会。

　　从各种迹象显示，《拾穗者》是由中国协会的秘书人员主编的。这些秘书人员实际上也与弟兄会发生密切的关系。

　　中国协会在中国的差传工作，主要是透过一位常驻香港的郭实脑博士进行的。戴德生在他一生中，不断地称誉郭实脑博士是中国内地会之祖（The Grandfather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翻阅郭实脑的历史资料，不难看出他也和弟兄会有瓜葛。

　　一七五八年也就是戴德生从约翰?惠华德知道中国协会和郭实脑博士的事迹的那一年，郭实脑适在英国。郭实脑在英国的主要任务，就是物色一位中国事工的同工。郭实脑极力要说服的人，就是弟兄会的另一位爱主的弟兄柯林渥（William Collingwood）。柯林渥虽然未能成行，同郭氏到中国去，但是在柯林渥一生中，一直在支持中国的差传工作。

　　郭实脑由于一时未能争取到柯林渥的配合，后来在香港被人欺骗。许多中国内地省份的人，用假资料、假报告来蒙蔽他，使在英国支持中国差传工作的人大失所望。一八五一年八月九日，郭实脑博士终于在香港逝世。一八五二年一月，《拾穗者》论及郭实脑时这样说：“一直到最后一小时，郭实脑仍是全心全意地为着中国的差传工作。”

　　当中国协会正为郭宝脑被人蒙骗而灰心失望的时候，一八五一年四月，戴德生写信给中国协会的秘书皮尔士（George Pearse），指出当前差传工作所面临的问题，信中说：

　　“工厂是这么广阔，目前作工的人是这么稀少，但是，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依靠圣灵，才能成事。我曾经响应神的呼召，献身给神作中国的差传工作。目前我正在学习医科，以使我到中国后有更多的用处和机会，来支持自己的生活。你们若愿意支持我来装备自己，我将对贵会提供的帮助十分感激。”

　　皮尔士对于戴德生的信件十分重视，他甚至将戴德生的信件与中国协会的其它成员磋商。皮尔士覆信给戴德生，表示中国协会有意担负戴德生学习医科的费用，若是该协会确定了戴德生是差派到中国的适当人选。信件询问戴德生的一些情况，包括信仰问题。

　　一八五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戴德生写了一封长信给皮尔士，对皮尔士提出的一些问题，作了答复：

　　一、他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确实已经重生，

　　二、他今年十九岁，未婚，

　　三、身体虽不算强壮，但也未曾大病，今后他会多注意运动，

　　四、他的职业是在药店作父亲的助手，父亲是一个药剂师。他曾经有九个月任职于银行，

　　五、关于教育程度，他说在家里读书至十一岁，然后到学校读到十三岁，后来因教师辞职，学校找不到合适的人代课，他只好回到父亲的药店，靠自学充实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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