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提阿教会的楷模

不知原因何在，也不知从何时开始，温州教会被一些人称呼为“中国的耶路撒冷”。然而我期望温州教会的信徒与领袖们，能有一个心志和愿望，就是能将温州教会建造成为“中国的安提阿”。 　　为何温州教会应以安提阿教会，而不以耶路撒冷教会为榜样？其原因乃是耶路撒冷教会有其历史上无可取代的地位——她是众教会之母。或者这“耶路撒冷”也可能指的乃是历代圣徒们的“朝圣之地”。从这两方面来看，温州教会都不具备这样的地位。 　　但是，另一方面，安提阿教会却是更值得中国众教会（包括温州教会）景仰、效法的榜样。安提阿教会在历史上有何特殊之处，值得我们如此推崇呢？

安提阿教会的榜样

　　安提阿是当时罗马帝国的第三大城，仅次于罗马和亚历山大。其人口中，有数以万计的犹太人；又有许多罗马的官员及驻军，加上商业贸易的往来，各地人种皆汇集于此。因此，安提阿城是一个多种族、多元文化的大都市。正因这缘故，安提阿教会可以算是圣经中第一个多种族的都市型态教会。而耶路撒冷教会，相对的，只系一个单一种族的传统教会。 　　此外，安提阿教会是由一般信徒“随走随传”、主动传福音所建立的教会（徒11：19-21），而不是由宣教士开荒建立的。这一点与中国遍地开花的温州教会之成立模式，非常相似。同时，随着中产阶级的兴起，以及海归知识份子的参与，全国各地都市型态的教会，已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因此，要如何随着都市化的趋势，及城市中产阶级的兴起，去开展、坚固、强化这样的都市教会，安提阿教会都可以提供我们很多的借镜。 　　况且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安提阿教会还有许多地方，是值得今天在转型中的中国教会效法的。兹仅列举其中两方面。 　　首先，在神学上，安提阿学派在教会历史上，是以他们的“历史-文法解经法”而著称于世的。从第二世纪开始，这种目前被福音派认为最正统的解经法，已经在安提阿教会扎根，并且影响到后世历代的教会。相反的，同一个时代的亚历山大学派，却以“寓意式解经法”出名，成为历代“灵意解经法”的滥觞。 　　其次，安提阿教会最突出的榜样，无疑的是在他们的宣教胸怀。他们将两位属灵领袖——巴拿巴与保罗——差派出去宣教（徒13:3），从此建立了西方教会的根基。但是，我们大多数人比较不知道的，乃是安提阿教会对亚洲教会重大的贡献。简单说起来，安提阿教会宣教士的主要成就如下： 　　（1）比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早一百年，他们已在叙利亚北部的一个小国，建立了全世界最早的基督教国家； 　　（2）他们翻译了第一本希腊文以外的叙利亚文圣经——《四福音书合参》，此种叙利亚文圣经通行于中亚和印度一带超过一千年； 　　（3）他们很早就曾将福音传入中亚和印度。第五世纪，因为聂斯多流事件，安提阿教会被列为聂斯多流派，因此许多教会领袖被迫转入波斯，建立了波斯教会。然后由波斯，他们进一步将福音传到中国、突厥和蒙古。因此，安提阿教会可以算是东、西方所有“外邦众教会之母”。 　　基于上述原因，安提阿教会不但在历史上有极大的贡献，在未来普世教会（包括中国教会）面临二十一世纪的诸般挑战时，都是值得我们学习、效法的对象。

安提阿教会教导事工的榜样

　　宣教事工的成败，以及属灵果子能否长存，都取决于真理的教导是否扎实和全面。安提阿教会之所以有上述的贡献，就是因为一开始，他们就有一个强而有力的事奉团队，其中包括善于激励同工的巴拿巴，以及有教导恩赐的保罗。他们合力打下安提阿教会的深厚属灵根基。 　　巴拿巴原名约瑟，以善于激励人心而著称，因此得到“劝慰子”的绰号（以今天的说法，就相当于“啦啦队长”的意思）。巴拿巴心胸宽大、知人善任。在保罗归主，耶路撒冷信徒仍因他过去逼迫教会恶名昭彰而怀疑他时，巴拿巴却将他举荐给使徒们（徒9：27）。之后当马可因宣教旅程上的艰苦而半途退却，以致保罗拒绝让马可加入第二次的宣教之旅时，又是巴拿巴接纳马可，陪同他前往居比路宣教，使马可的信心再度被挑旺起来，甚至保罗晚年也称赞他（提后4：11）。 　　但是无疑的，使安提阿教会的属灵根基打得又稳又好的，乃是保罗。巴拿巴有自知之明，深知自己的教导恩赐不如保罗，所以他不远千里，由安提阿去大数找保罗，邀请他加入事奉团队，一起来训练、教导信徒。果然一年之内，安提阿教会信徒的属灵生命大为提升，使他们赢得“小基督”的称号。从此“基督徒”成为信徒优良品牌的标志，而安提阿教会可以说是拔了头筹。 　　在宣教历史上，教导事工是否够深入、够全面，往往会影响宣教的长期成果之好坏。这从下列例子可以看出来： 　　（1）第七到第九世纪的爱尔兰修道院和英格兰修道院，是中古世纪最活跃的两个宣教团队。他们在五百年之内，使欧洲所有的蛮族归主。其中爱尔兰修道院的刻苦耐劳，更是为人所称道。但是他们与后来继起的英格兰修道院相比，却比较缺乏扎根式的系统性教导。因此一、两百年过后，所有他们曾耕耘过的宣教工场，又似乎被迷信与异教所淹没。英格兰修道院则能够果子长存，这归功于他们更看重深入的教导。 　　（2）十八世纪莫拉维亚宣教士的拓荒精神，也是后人所景仰推崇的。他们在1732 年开始差派宣教士到海外宣教，包括去西印度群岛、格陵兰、非洲及美洲。虽然这些莫拉维亚传教士自我牺牲的精神、爱心和对宣教的热诚奉献，在宣教史上无可匹敌。但是因为莫拉维亚的宣教士多半来自于中下阶层，教育水平不高，所以圣经及神学的根基较浅。他们所建立的教会组织较为松散，信仰根基也不够深入。多年之后，许多原先建立的教会往往就烟消云散了。所以虽然莫拉维亚宣教士的故事是可歌可泣的，但是从宣教的成果来看，莫拉维亚的宣教事工，却是功亏一匮的。 　　（3）十八世纪约翰卫斯理领导的循理会（Methodist），非常看重主日学和以“班”为单位的小组事工。他们帮助基层的信徒，从文盲到能读圣经，并且在生活上由酗酒放荡转为循规蹈矩。所以循理会的教会，不但数量暴增，而且信徒生命的改变，更是令人刮目相看。因此，循理会扭转了整个英国社会的道德风气。 　　温州教会过去多年来已建立包括全国各地的教会网络，若能在教导事工上更加强，使信徒的素质提升，那么对整个中国教会的影响与贡献，将是无可限量的。至于如何具体的加强教导事工，特别是藉着系统性的解经讲道，以及完整的成人主日学课程，请参阅我在《麦种》总第16期《走向未来：中国教会的模式转移》一文，在此我就不再赘述了。

安提阿教会宣教事工的启示

　　谈到宣教事工，温州教会或许在中国教会中已经是属于最积极、最有成果的团队之一。但是若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从策略的角度来说，可能得有更审慎的规划及安排。 　　首先，在宣教士的筛选上，就是极为关键性的问题。安提阿教会所差派的第一批宣教士，乃是教会中的最精英人才。这提醒我们：不是一个人肯吃苦就能作超越文化的宣教士，他（或她）还得有深厚的圣经及神学素养、语言的恩赐、文化人类学的训练等等。因此在我看来，只有大专以上程度，又受过神学训练的青年，才能承担此重任。我个人在菲律宾曾遇见几位正在接受培训，准备加入“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运动”的河南宣教士。原谅我说，我觉得他们的素质并不合适担任这个任务。 　　其次，在筛选宣教地区时，也应当慎重考虑整个大环境。保罗第一次宣教的地区，都是犹太人聚居之地，而且都先到会堂。对他而言，这是招募当地优良同工的最佳途径，所以他能在最短时间之内，在各地建立坚强的教会。所以在我来看，中亚和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区，既没有华人社区，又没有本地教会，要作为海外跨文化宣教的“试点”，可能时机还不成熟。同时还要有全盘的配套措施。他们要如何进入这些宣教地区？是要合法入境？还是准备偷渡？他们将以什么身份和专长在这些地区生存？他们要如何与当地人建立关系？如果贸然派人到国外“抢滩”、“建立滩头堡”，却未事先准备全套方案，可能是冒动之举。 　　最后，我认为目前中国教会应该列为最优先的，乃是我所谓的“撒玛利亚事工”（徒1:8），也就是针对中国境内少数民族——尤其是信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的宣教事工。中国回族的宗教及社会捆绑，比起其他伊斯兰教国家宽松许多，传福音的困难度及障碍较低。因此，与其招募中国农村家庭教会的年轻人去学阿拉伯文，准备派他们去巴基斯坦，还不如鼓励他们去回族村落地生根，或在工厂中专门向穆斯林同事传福音，这样长期来说或许更有果效。再者，由于经济及教育因素，在都市很容易找到离乡背井的穆斯林学生或打工仔，如果能特别加以关注，就能培育福音的沃土，甚至透过投资设厂的方式，也有可能在回族地区以“福音移民”的方式，去建立教会。 　　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异象：如果在圣灵的帮助下，我们能在未来的三、五十年内，带领5%伊斯兰教少数民族的人信主，则中国教会将出现一百万以上的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而在他们中间，又如果有百分之一的信徒愿意献身参与“回宣”事工，则我们就有了一万名具备双元文化及回教背景的宣教士。到那时再谈“福音回归耶路撒冷”，就不再会是空中楼阁了！ 　　二十世纪是普世宣教大放异彩的年代，这一个世纪呢？我深信这是华人教会还“福音的债”的机会。企盼众华人教会能不负主所托付的“大使命”，接下这个棒子，直奔标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