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恩与侍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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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八十年代兴起的灵恩运动_A.什么是第一、第二波？

 

A.什么是第一、第二波？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美国保守教会兴起的灵恩运动，香港教会是称之为[第三波](The Third Wave)；但他们自己更常是称之为“神迹奇事运动”(Signs and Wonders Movement)，指此运动常经历的神迹奇事；或称作“权能布道”(Power Evangelism)或“权能医治”(PowerHealing)，指此运动所用的方法，是“倚靠圣灵的大能”来医病和做见证；或“葡萄园运动”(Vineyard Movement)，指此运动的发源团体，加州安娜埃姆的基督徒葡萄园团契(Vineyard Christian Fellowship，Anaheim，California)。

　　此运动的主要发言人有三个，都曾在福乐神学院的世界宣教学院教书的。他们是温约翰(John Wimber)，韦约翰(John White)，和韦拿(C.Peter Wagner)。

　　此运动在一九九O年由蔡元云引介入香港，立刻触发一场争辩，赞成者与反对者各按圣经、神学和常理，据理力争，透过报纸、公开及不公开的特别聚会、专文单行本、查经资料和书籍，陈述自己的理由。

　　香港教会激烈的反应可能有其历史背景。六十年代曾经掀起的灵恩运动(以灵洗、说方言为主)，曾对教会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会友与教牧人士之间，堂会与堂会之间，以至团体与团体之间，曾因赞成与反对而分裂。这种分裂亦曾见于东南亚其他地方的华人教会，因为灵恩问题本来就是教会的问题，且是自保罗时代便存在；只是这问题对九O年代的香港有特别的时空意义，因为九O年代的香港教会面对不少问题，有心人士积极地为教会寻求出路，另些人则觉得这些出路只会带来更大的困扰，遂成水火之势。

　　被引介入香港的第三波，与温约翰在葡萄园运动所倡导的，并不完全相同；或是主动地，或是不自觉地，香港的版本都曾经过选择，把二者视之为等同，只会混淆了一些基本又重要的问题。本书主要的关怀，并不仅是评检第三波这个运动，而是藉着这个运动来认识本世纪的灵恩运动某些基本特征，盼望教会能不偏不倚地认识圣灵及其工作，就是下一趟灵恩运动以另一新面孔进入教会，它也不会只生发完全的赞成或完全的反对这种天然反应；教会需要不断学习，不断成长，就如保罗寄望于以弗所教会的：“惟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祂联络得合式，百节各按各职，照着身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弗四15一l6)

　　要了解第三波，我们必须分开两个层次：加州的版本和香港的版本；而且要公平地了解。

　　我们会从温约翰、韦约翰和韦拿自己的说话，以及彼此的解释，来描述第三波的历史，看他们要说的是什么？没有说的又是什么？他们应许的是什么？这些应许以及他们的言行是不是前无古人的？是不是名副其实的第三波？是第一、第二波所没有的？然后再按释经、神学，以及其他角度给予评估，最后再看教会应怎样认识圣灵及其工作。

〖 A.什么是第一、第二波？ 〗

　教会在本世纪一共经历了三次的灵恩运动。第一次在二十世纪初，其中一个主要的领袖是道威约翰(John Alexander Dowie，1847—1907)1，生于爱丁堡，成长后移居澳洲，一八六九年到一八七二年在爱丁堡大学读神学；毕业后返回澳洲当公理宗的牧师。四年后澳洲发生瘟疫，道威在两个星期内要主持四十个葬礼，他开始改变牧养的模式，把重点从讲道转到神医，会友人数激增，他亦开始周游列国，宣传他的“完备福音”2。一八八八年来到美国，五年后因医好垂危的林肯总统的外甥而声名大噪，他在芝加哥建立的锡安会堂(ZionTabernacle)挤满了人，每星期日有三千到七千人聚会，寻求得救之道和身体的医治。他要在依利略州建立锡安城，城中不准开设酒铺、戏院、医院和诊所，认为一间可容纳二万五千人的会堂就足以解决居民的需要；市民不仅要参加主日崇拜，锡安会友还必须买锡安银行的股票，他认为教会要透过基督徒商人团契来“赚钱、储富和为基督用钱”3。

　　到了本世纪初，道威成了美国民间公认的宗教领袖，报纸记者称他为“这一代没有人比他有更多的跟随者”4。不幸地，他的声誉亦在此时开始蒙上阴影。首先，他在自己的教会设立“使徒阶级”5；一九O二年他宣布凡不加入锡安会堂的都没有将来的盼望6；一九O三年，他在纽约的麦廸逊广场召开庞大的集会，用二十五万美元租用八列火车，把锡安会堂的会友送去纽约参加聚会，并且雇用一千个护卫员护送，引起纽约人极大的反感。《纽约世界》(The New York World)刊登了道威一封家书，是他质询他的父亲是不是他的生父。但最叫教会受不了的，是他对圣经的傲慢态度；首先他宣称“施洗约翰——我是谦卑地指出——就像我一样，是并不骄傲的”7；跟着他说：“保罗在某些问题上不应多言”8，还认为他医好的人比全本圣经记载的总和还要多。他在垂危之际，他宣布在千禧年之时还要再回来!来!

　　一九O五年，道威中风，半身不遂；适逢投资失当，工厂倒闭，锡安银行又因周转不灵而遇上大困局，他被逼下台。但他的跟随者成了瑞士、荷兰、南非，及美国各地的五旬节教会领袖，他复兴的火焰传送开去，成为本世纪灵恩运动的第一波。

　　第二波的灵恩运动，范围遍及美国、英国、巴西，智利、南非、东欧、西欧、非洲和北欧等地，时间以六十年代为主，虽然有些地方(如威尔斯、非洲、苏联) 的灵恩运动自本世纪初兴起后，就从没有衰落过9。

　　第二波的发源其实可上朔至第一波的洛杉机复兴(1906，夏)，一个黑人传道者西蒙(W.J.Seymour)被邀请到亚苏撒街三一二号(312 Azusa Street)的礼拜堂讲道，会友接受圣灵，说方言，用方言唱诗，讲预言，并且在崇拜进行中，会友突然全身颤抖，跌倒在地上，震动全城。

　　复兴的种子由巴勒(T．B．Barratt)带回英国(一九O七)，由平信徒带领的五旬节小团体在英伦三岛各处兴起。直到一九二五到三五年，威尔斯的哲夫利斯司提反和乔治(Stephen and George Jeffreys)的兴起，把各地小团体组织起来，有七十个团体加入，称为“以琳四方福音会”(Elim Foursquare Gospel Alliance)，与一九二四年成立的“英国及爱尔兰神召会”（Assemblies of  God in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同成为英国最大的两个灵恩团体。到一九七O年，单在英国便有一千二百个灵恩派的教会。

　　但第二波的势头似乎是由英国再传入北美、南美和北欧，在那里坐大，然后再传向世界各地的，包括台湾、香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这时期的灵恩运动以说方言、灵洗、圣灵充满和神医为主导；凡到的地方，莫不吸引大批信徒赴会，亦因而引起当地教会的不安。但我们不能说“偷羊”是他们的中央政策，相反地，“接受圣灵的洗礼，但返回自己的教会，不管你是属于哪一个宗派的”10，反而是他们向赴会者的忠告。

　　明显地，不同地方的灵恩运动有不同的领袖及作风，但第二波一个广受尊重的领袖，应算是被称为“五旬宗的君子”纪当奴(Donald Gee’189l-1966)，他的事迹值得介绍如下。

　　纪当奴原是公理宗的牧师，一九一二年透过浸信会的一个团契与五旬节运动接触，得着圣灵充满的经验，开始说方言，唱灵歌(即以方言唱诗)11，并且在爱丁堡一神召会作牧师。从一九三四到四四年，他是英国神召会总会的副主席，四八年起作主席。他的足迹遍及全球各地，主要是去讲解圣经，不是传福音。他致力于与世界各宗派的领袖沟通，被称为五旬节宗的大公主义者。

　　纪当奴坚持两个原则：凡受灵浸的必须说方言，和五旬节教会必须与其他教会合作。他是个优秀的作家，作品极多，重要的不下二十三项，其中以《有关属灵恩赐》(Concerning Spiritual Gift，London，1937)最为有名，被译成多国文字，包括中文。

　　论到说方言，他许多作品均有提及。他认为说方言是“圣灵洗礼的第一个证据”，是《使徒行传》所宣示的，任何有关灵洗的教导都必须与《使徒行传》吻合，因为说方言“是灵洗的惟一记号”12。好多年后，他在“第五届世界五旬宗大会”(一九五八年)再申此义：“我们为什么要反对方言呢？……凡受灵洗的都有这个外在的记号，叫别人立刻知道保惠师确实带着祂的荣耀和能力降临了”13。虽然终其一生，他不断受到别的五旬宗反对，特别是美国方面的。他对别人总是抱着宽柔的态度。他曾对尝过灵洗的英国神学家这样劝导，“你们很多是受过优良学术训练的神学家，现在既然尝过圣灵的恩赐，就不要偏激地丢弃你们神圣的学术。要让真理的圣灵降在你们身上，把一切(恩赐)挑旺，全为神的荣耀来使用。我们当中有些人因着早期的愚昧而以无知自夸。”14

　　纪当奴最盼望看见基督徒能在基督里面联合为一，为此他完全认同于普世协进会的目标。他说：“我们很容易说在圣灵的合一是超越了自己宗派及意识形态的分歧，但这个事实并不是叫我们不需尽一切努力，谋求外在的可见的团契。”15

　　五旬宗信徒大多属基要派，他们反对普世基督教会协进会(W．C．C．)。美国神召会领袖戴维•庇利斯(David J．Du Plessis)与纪当奴一样，认为教会应该寻求合一，受到颇大的压力，英美的灵恩运动者均认为基要派与合一运动是“相差极远”的，纪当奴在一九六一年以“我们真是那么基要吗？”回应16：

　　“我们总有些日子要反躬自省，重新评估某些在安舒日子看为宝贵的事情，那时候我们可以奢侈地沉迷在宗派纠纷及分裂，我们以( 施洗)约翰自居，把一切不肯在我们指定的地方签名的人逐出教会。我们要别人‘跟随’我们，不是‘为了’神的儿子。很多时候搜索异端正是人离弃丰盛圣灵的标记。我们迫害别人，也受到别人的迫害，为了什么呢？全是那些不是顶重要的问题，我们却宣称自己是为了主而争战。”

　　纪当奴对教会使用古代崇拜礼仪一事，是十分尊重的，这也叫厌弃一切固有之崇拜程序，主张自由自发敬拜的五旬宗教会不高兴，他说17：

　　“我们若能有传统的宗派采用他们固有的崇拜仪式来敬拜，同时又让圣灵来更新他们的崇拜，就好得无比了。为什么以为五旬节的火不能触摸历史存留下来的敬拜仪式呢？……我们需要的是更新，不是藉狂热的爆发来摧毁： 后者的谬误常常会比前者为甚。我们相信神圣的至美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人的……所谓‘自由’的聚会可以变成令人担忧及千篇一律的。”

　　当然，像纪当奴这样的灵恩派领袖并不多见；但同样地，偏激而排外也不应视为他们必然的特征。

　　六十年代的灵恩运动也是有许多不同的形式。大体上说，说方言、唱灵歌、圣灵充满，及神医仍是他们强调的。这一派系传入东南亚地区，引起一场笔战，不幸地在过程中就把好些思想极化起来，有时还发展到人身攻击，互相诋毁。

　　六十年代笔者亦参加过五旬宗灵恩式的聚会，他们有着长长的祷告、唱诗、自由的赞美、为病人祷告，以及听来很可能是模仿的说方言(因为所说的“方言”是由五到六次重复着同样声音、音节，及音调所组成)：但他们的聚会不像批评者说的那样混乱及无法控制，除了声浪高之外，它们与一般聚会是同样井然有序地进行。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另一种灵恩运动，是完全不强调说方言及神医的；相反地，他们强调肢体相爱、背圣经、作见证、唱简短的福音民谣和传福音等。葛培里曾在英文版《抉择》给予正面的肯定，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香港教会领袖之一的胡恩德先生亦不认为他们与纯正信仰有什么抵触，这是他在深水埗喜乐福音堂(笔者当时参加的教会)一个聚会，和私下交谈时表明的。笔者在七十年代初去美国读书，是在离福乐神学院不远的亚苏撒大学，他们仍承受着本世纪初在亚苏撒街大复兴的影响，但接纳却不鼓吹说方言和神医。可能笔者年纪较长，被委任为学校团契(Adam’s Rib)的两个导师之一，享受了甜蜜的团契生活。笔者印象最深的祈祷会和查经班都是在这种灵恩式聚会获得的，前者是参加“祈祷园”(Prayer Garden)的通宵祷告会，自然，平静，但与主有极亲蜜的祷告；后者是坐在草地上听一个达拉斯神学院(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而来的人讲解《但以理书》，长达四个半小时，却有意犹未尽之感。达拉斯神学院的正式神学立场是反对灵恩运动的，但他们重视圣经、祷告、相交和传福音，与七十年代美国的耶稣运动(第二波的余波)，分别是不大的。

　　总言之，第二波的灵恩运动不错是有偏激的言论，像称没有说方言即没有圣灵，是不得救18，但也有好些派别是只强调相交、见证、传福音等信仰生活，他们的信条与其他宗派的没有顶明显的分别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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