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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六五年六月二十一日，戴德生到柏迦家里，参加那里的例常祷告聚会。戴德生在祷告时、公开呼求神派遣差传人员到中国内地的省份去。接下去两晚戴德生前往多田咸，到弟兄会那里，向多年来支持他的弟兄姊妹，说出他对中国内地的负担。

　　戴德生马不停蹄地，从多田咸，赶往布莱顿（Brighton），去会唔前中国布道会秘书皮尔士。皮尔士——这个当初差派戴德生到中国去的中国布道会的负责人，认同戴德生成为新的差传机构的负责人。但是当时，戴德生还没有下定决心，要成为新的差传机构的领袖。在六月二十五日主日早晨，人们都到教堂去聚会，布莱顿沙滩上不见一人。他独自一人在沙滩上散步时，他知道他必须下定决心，不能再有所犹豫，否则他的内心将长久痛苦，将来无法向神交账。他突然得着启示，如果他顺服主的呼召，责任在他、他必会担负一切的重担。他拿出笔来，写下他对神的要求，求神差遣二十四名工人到中国内地去。

　　一八六五年七月初的一个主日，戴德生在伦敦牛津街一个公开的弟兄会的祷告聚会中，要求弟兄姊妹为中国的差传工作和内地会所迫切需要的传教士祷告。戴德生的祷告感动了拉斯多勋爵夫人（Lady Radstock）。那天早晨，正好他儿子拉斯多勋爵三世（Lord Radstock）也来聚会，神借着拉斯多勋爵把戴德生带到另一班弟兄会的圈子里。

　　拉斯多勋爵也是弟兄会的负责弟兄之一，在那段日子，他被另一位年长弟兄卡万伯爵（The Earl of Cavan）邀请到威斯顿（Weston－super-Mare）的弟兄会去负责讲台。拉斯多老勋爵夫人另一个女儿则是柏全普夫人（Lady Beauchamp），是多马?柏全普爵士（Sir Tomas Beauchamp）的妻子。柏全普夫人当时也在场，听到戴德生对中国差传工作的呼求。这些弟兄会的贵族家庭，连接几星期邀请戴德生到他们圈子里去聚会，而这个圈子是戴德生从来没有梦想到会认识的。戴德生透过拉斯多勋爵，认识了卡万伯爵，戴德生后来更成为卡万伯爵的朋友。

　　一八六六年初，公开弟兄会的领袖戚伯门邀请戴德生到班斯泰埠（Barnstaple）去，并让戴德生在弟兄会的聚会中讲道。两人私下交谈时，戚伯门向戴德生述说他在西班牙作差传工作的一些宝贵经验，这时这位德高望重的弟兄会领袖已是六十三岁，比起三十四岁的戴德生足足大了约三十岁。戚伯门给戴德生将要成立的中国内地会祝福，并赞同内地会曾是超宗派的，即内地会的门将向一切纯正信仰的宗派打开，而弟兄会在各地的弟兄们绝不因此而削弱对内地会的支持。

　　一八六六年二月二日，戴德生、柏迦等弟兄在卡本街（Coborn Street）戴氏的住宅起草了中国内地会的章程，从此奠定了内地会的根基。弟兄会的领袖戚伯门被邀请为推荐人（Rrferee）。

　　一个宣称超宗派的内地会，卒之获得了英国所有对中国差传事工有负担的弟兄姊妹的普遍支持，各方面的奉献款纷纷涌到，五星期内已收到近二千英镑，没有人去具体分析有多少奉献款是来自弟兄会的，因为弟兄们所作的支持一直是低调的、不明显的、不为人所知的。

　　第九章、合一的考验

　　一八六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戴德生、妻子玛丽亚和他们的四个孩子，连同内地会的其它人，乘搭兰花号（Lammermuir）帆船，向中国进发，开始他们的差传之行。来送行的，有多田咸弟兄会的负责弟兄豪威尔兄弟和威廉?柏迦等。

　　他们在船上已经开始传福音，兰花号绕过好望角，驶入印度洋之后，就有十个船员听了福音之后，在桅杆前悔改得救。

　　刚成立的内地会对外标榜的是超宗派，十五个传教士中，分别来自浸信会、循道会、长老会、圣公会。内中有当秘书的白安美（Emily Blatchley）姊妹和福珍妮（Jennie Faulding）姊妹。在航行中，戴德生犯了一项严重的错误。戴德生成立内地会时，在轮船出发之前，他在各地的聚会中，口口声声说内地会没有任何宗派背景，每个宣教士在涉及宗教的特殊教义和原则时，有取舍的自由。在同行的宣教士中，有两位姊妹——玛丽?包耶（Mary Bowyer）和珍?麦克琳（Jane mclean）

　　——原属圣公会，她们来自英国迈德美（Mildmay）的威廉?宾法特牧师（William Pennefather）主持的圣经学校。威廉?宾法特牧师和多田咸弟兄会的史达西姊妹、皮尔士等人关系密切。戴德生在兰花号上，说服玛丽?包耶和珍?麦克琳受浸。因为圣公会施行的是滴水礼。

　　戴德生企图改变圣公会的传统，违背了他先前强调的超宗派立场，这件事几乎毁掉了内地会的前途。自从戴德生于一八五一年，在赫尔市的弟兄会中受浸之后，他一直以为受滴礼是无效的，他认为受浸时必须全人浸在水里才有效。他虽然声明内地会是超宗派，但他本人却在潜意识里一直认同弟兄们的传统。他企图改变圣公会的宣教士所遵循的作法，是缺少智慧的和没有深思熟虑的。刚成立的中国内地会，必须争取各教派的支持和信任。也许有人要说，戴德生自从认识了路易斯牧师（William Garrett Lewis）之后，曾到河滨教堂（Bayswater Chapel〕作礼拜，也算是浸信会会友，问题是：浸信会也是漫在水里啊！

　　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在寒冷的天气里，戴德生带着所有的同工，抵达杭州。早在两年前，圣公会已有一位宣教士乔治?慕尔（George Moule），到杭州作差传工作。乔治?慕尔起初对戴德生很客气，但看到戴德生一行人作中国人的装束，心里不愉快。

　　几天之后，兰花号的同工中，有一个路易斯?尼可（Lewis Nicol），开始不满戴德生强制他穿中国服装，就不服从戴德生的带领。更严重的是，他们夫妇跑到乔治?慕尔那里，向乔治?慕尔告状，说戴德生不应该在兰花号上，游说两位圣公会的宣教士受浸。乔治?慕尔受到尼可挑拨之后，勃然大怒，这就触发了一场灾难。

　　乔治?慕尔认为中国内地会所标榜的超宗派立场，是虚假的，和行不通的。他立下决定，要乘内地会在萌芽阶段，就扼杀它。

　　乔治?慕尔对戴德生进行人身攻击，破坏戴德生的威信，使整个差传队伍，陷入一片混乱。

　　尼可本人除了不尊重戴德生的领导地位，还不尊重中国的风俗习惯，到处惹事生非。尼可夫妇在萧山作差传工作时，不懂用基督的爱，去化解当地z*对基督教的误解，反而纵恿戴德生写信，向英国领事福瑞斯特（R．F．Forrest）投诉。这封投诉信转到北京的英国公使亚尔科克（Sir Rutherford Alcock）那里，亚尔科克就向满清z*提出严重抗议，说萧山的地方z*违反中英签署的条约，说萧山地方z*不应驱逐英国传教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