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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一个星期六晚上，戴德生要付房租给房东费兰太太（Mrs．Finch），她正等着钱用。戴德生原本可以提醒哈迪医生发薪水给他。但是戴德生认为，这样作是信心不够的表现，实在没有资格到中国作差传工作。当天下午，哈迪医生跟戴德生谈论一些灵性的问题，他谈完话忽然想起，忘记付薪水给戴德生，他已把收到的现款存进了银行。

　　戴德生的失望是可想而知的，他照常仰望神，仍然读圣经，准备明天主日到几处地方讲道。他的心灵接着平静下来，没有让老板拖欠薪水的事纷扰他的心。

　　晚上十时，当戴德生正要熄灯就寝时，突然哈迪医生来找他，告诉他有一件奇怪的事，就是有一个很有钱的病人刚来付款。哈迪医生把收到的钱，付给戴德生应得的薪水，戴德生立即将房租付给女房东费兰太太。

　　戴德生为着这件事，满心喜乐地赞美主，知道他到底还是可以到中国去。戴德生认为这并非一件小事，日后他在极大的困难中，不管在中国和其它地方，每忆起这件事，总是给他带来安慰和力量。

　　第六章、开始装备自己

　　一八四九年十二月圣诞节，当戴德生的妹妹阿美丽雅从学校回家度假的时候，带一位学校女音乐教员玛丽莲?斐恩（Marianne Vaughan）。玛丽莲非但美丽动人，弹得一手好钢琴，并且歌声婉转，扣人心弦。戴德生一见玛丽莲，便为之倾心。在整个圣诞节的假期中，玛丽莲、阿美丽雅、戴德生三人策马在英国的皮克区（Peak District）驰聘，到假期完时，戴德生对玛丽莲的爱慕，更进一步加深，戴德生已经对她到了非卿莫娶的程度。

　　当戴德生在赫尔市哈迪医生的诊所作帮手的时候，由于赫尔离开玛丽莲教音乐的学校的所在地巴顿（Barton）很近，二人也就保持来往，情感更加亲密，戴德生实际上是陷入爱河中。可是，戴德生是一个奉献的人，被神呼召到中国去传福音，而玛丽莲却对中国的差传工作毫不关心，她既不支持，又不同意戴德生到中国去传道。她有时问戴德生：“你非到中国去作差传工作不可吗？”言外之意，显示她喜欢在英国过安逸的生活。

　　在这期间，戴德生往访玛丽莲时，认识了玛丽莲的另一同事，名叫伊利沙白?西森（Elizabeth Sissons）。伊利沙白和戴德生碰过几次面之后，伊利沙白向别人坦言，戴德生是她心仪的对象，戴德生也敬重她。

　　一八五一年十一月，戴德生为了锻炼自己过节俭的、有纪律的生活，将来好适应中国的艰苦环境，于是离开哈迪医生的家，住进一个喧闹的船坞地区，叫污水边（Drainside）。戴德生在污水边，住在柯丁咸排房三十号（30，Cottingham Terrace），向该屋子的女房东费兰太太（Mrs．Finch），以三先令一星期的房租，租到一间简陋的房间。

　　戴德生住进这样一个贫民区，超出了玛丽莲所能忍受的程度，使他大失所望，原本已经山盟海誓的一对情侣，至此宣告破裂。戴德生在一八五一年十二月十六日，致信妹妹阿美丽雅，述及他当时的感受：“有一段日子，我是难受到极点，甚至想放弃一切。主日，我独自坐在手术室，开始默想神的爱。他完全征服了我，使我谦卑下来。他的爱融化了我冰冷的、僵硬的心灵。”

　　一八五二年五月，《拾穗者》通告，中国协会 （Chinese Society），改名为中国布道会（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并声称德籍传教士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是中国布道会的第一个传教士。中国布道会的组成人员，大部分都是弟兄会的企业家。

　　在赫尔，朱克斯带领的弟兄会，这时候印证了戴德生的呼召。戴德生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辞去哈迪医务所的职位，于一八五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到达伦敦。同年十月底他在中国布道会的赞助下，到伦敦东区（East End）的伦敦医院（London Hospital）学习医科。

　　每逢主日，戴德生都到布鲁克街教堂参加弟兄会的聚会，负责姊妹史达西小姐，看到戴德生过分劳累，总是接待他到她家里休息，并且让他独自安静，不让别人打扰他。

　　戴德生为了锻炼自己将来去面对艰苦的差传工作，每天只吃一块面包，几个苹果，每天还要步行四英里的路到医院。这样刻苦的生活，只有六星期的时间，戴德生因解剖尸体时不慎感染到细菌而病倒。被迫回老家巴恩斯莱养病。

　　戴德生身体稍为康复，就透过弟兄们得以有机会亲自向弟兄会的领袖戚伯门（Robert Cleaver hapman），说出自己对中国的负担。

　　一八五三年初，戴德生重返伦敦，戴德生这时才考虑到一个人单身到中国去，远不如有一个伴侣相随，可以互相照顾，他于是鼓起勇气，再次与玛丽莲重继前缘，结果两人再次订婚。玛丽莲虽然有意追随他到中国去，玛丽莲的父亲斐恩牧师（Rev．Vaughan）却坚决反对女儿出阁到遥远的中国去。结果第二次的婚约又告吹。本来就心仪戴德生的伊利沙白?西森，奈于自己是玛丽莲的同事，已往不便向戴德生有所表示，如今玛丽莲正式退出，就送戴德生一些画册，以表慰问之意，戴德生在离开英国之前，也送伊利沙白一枚胸针，作为定情的信物。

　　戴德生既有多田咸弟兄会的印证，复经过了弟兄姊妹的恳切祷告，弟兄们就催促他尽快动身到中国，内中有一个弟兄威廉?柏迦（William Berger），也衷心支持这项差传工作。

　　柏迦是英国极为有名的柏迦淀粉厂（Berger’s Rice Starch）的老板。他本来是圣公会会友，在年轻时，接受主耶稣为救主，当时他感动得掩泣不止。当他将这重生经历告诉圣公会牧师普里本达利?高力富（Prebendary Griffiths）却受该牧师斥责一顿，把他赶走。柏迦后来加入弟兄会，但是对达秘走的闭关的路线，却无法忍受。他之所以参加多田咸的弟兄会，是因那里的聚会，在豪威尔兄弟的带领下，是比较开通的和公开的。

　　一八五三年九月十九日，戴德生乘搭一艘小帆船达姆福利斯号（Dumfries），离开利物浦港口（Liverpool），向上海进发。该艘帆船载重不及四百七十吨，乘客只有戴德生一人了。经过了一百六十二天的风浪，戴德生终于到达了上海。

　　在上海，戴德生拜访了他多年所景仰的中国问题专家麦都思（Dr．Walter Medhurst）。麦都思着作甚丰，着有马来文书籍六本，英文书籍二十七本，而作为中国问题专家，所着作的中国书籍高达五十九本。这时麦都思是上海的伦敦差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骨干人物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