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两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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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大腕明星的联袂出演，造就收视热潮；
第二：原著林语堂先生不落俗套的故事叙述、情感刻画、人物个性的塑造、以及赋予故事深刻内涵，而赢得强烈共鸣！

看完这部片子，我不想对任何演员作一些评论。我还没有达到如此高超的影评阶段，也毫无此兴趣。这部片子（或者说这部小说），给我印象最深，震撼最大的，不是那些精明能干的所谓强人，而是孔立夫和木兰的父亲姚思安。

在孔氏身上，明显看到他的爱国情怀，和一位民zh u战士的激昂斗志。他很有点鲁迅的味道，他的身上弥散着呐喊的气息。他始终以热忱报国为己任，以铿锵语言对时政的腐朽和没落，作以极其严厉的批判。也因此屡遭杀身之祸。其实，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往往是需要这种鲁迅式的人物，能够站出来，将国之弊端和腐朽，指明在执政者面前。如果一个国家不允许这样的人存在，不鼓励呐喊精神的张扬，根本无法使国家成为一个民zh u的，自由的，平等和博爱的国度。这种呐喊的强音，是当代中国的需要！

下面，让我重点谈谈对姚思安的看法。

稍微对林语堂先生有所了解的人，一定会知道语堂先生的基督信仰。他还有一部非常有名的信仰文学《从异教徒到基督徒》（又译《信仰之旅》）。全面阐述他从异教徒到基督徒的心灵旅程和心灵挣扎。因此，在《京华烟云》中，先生特意塑造了姚思安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无论在小说蓝本，还是在电视剧中，他给人的是一种安定在天的精神境界。他学识渊博，每有遭遇总是泰然处之，有临危不乱的胸襟。但更重要的是，林先生笔下的姚思安，显然扮演一个寻道者的角色，他或多或少可以被看作林先生的原型。在那个战乱频仍的年代，姚家风雨飘摇。姚思安毅然离家，不受任何尘世羁绊，身着一袭长衫，一幅黑框眼镜，一个布包，在外开始一种流浪的、寻找的、渴慕真道的人生生涯。他说自己是在外面“寻道”，他步行在祖国万千河山，心胸想必得到又一次极大升华和开拓？精神境界可能早已超越于生死极限。语堂先生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真正的寻道者，一个真实的人。

姚思安的寻道思想，并不会使他逐渐成为一个厌世的，消极的，逃避一切责任的懦夫！相反，他是一个真正的寻道者！他的“道”存在心中一片广阔的天地。得真道者，是一个超越一切而凌驾一切之上的勇者。他不会逃避人的义务，他以对“道”的理解和阐释，轻易驾驭人间一切战火连天。因此，当日本人要掠夺姚氏珍藏的甲骨文时，姚思安大义凛然，毫无畏惧。他知道甲骨文是中国祖先留给后人一笔极大的精神财富，他知道自己身为中国人，绝对不能出卖自己的中国心！因此，在最后一刻，寻道者姚思安大声呐喊：“即使让甲骨化为灰烬，也要留在华夏大地上！”他最终以生命血的代价，捍卫了中国传统文化，捍卫了中国人民的尊严！

一个寻道者姚思安，在林先生笔下，是如此一位精神饱满的人物形象。他以生命渴求真道，以得到真道的生命，毅然成为国家的捐躯者，毅然捍卫文化之道，生命之道！

我们知道，一部杰出的小说，其成熟的因素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丰富饱满的人物形象和宝贵的精神含量。而第三种，是一部小说的灵魂，也是评判其含金量的标准。在语堂先生的巨著《京华烟云》中，其中的精神含量是无比沉重的。尤其在姚思安身上，我看到了语堂先生对“道”的渴慕。只有作者本人对“道”的理解，才能展现在作品中。好象老子与他的《道德经》。

《京华烟云》大约写于20世纪30年代，正值中国战乱时期。林先生向我们展示了孔立夫和姚思安两位人物形象。他们的同时出现，似乎暗示了什么？

孔立夫的爱国情怀，他的批判精神，他的呐喊，他以纯粹文人的笔杆子，试图唤醒当政者的心志；

姚思安的深厚学养，他的临危不乱，他的广阔胸襟，他对真道的渴慕，试图以“道”的力量，成为战胜一切的盾牌。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之两种需要，是孔立夫与姚思安的结合。是“呐喊”与“真道”的纯粹精神的融合。国之兴盛，必要有呐喊的勇气，有鲁迅式的爱国方式；国之兴盛，更必须有一种“真道”的力量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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