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耶鲁大学教书的爱德华滋，看到教会普遍荒凉的现象，他并没有对其他人加以指摘。他没有凭己意论断人，他没有散布消极的、负面的言论——虽然他的观察力比常人尖锐、准确。他仍是谦虚地运用神给他的恩赐和智慧，以圣经为基础，查阅古代的和当代的清教徒作家的一些书籍。这些清教徒作家包括：加尔文（John Calvin）、柏金斯（William Perkins）、樊?马斯特立（Van Mastricht）、薛伯斯（Richard Sibbes）、曼通（Thomas Manton）、弗拉威尔（John Flavel）、欧文（John Owen）等。爱德华滋凭着神赐给他的特殊的分辨力和分析力，剔除了传统上的偏见，过滤了罗马天主教的余毒，以属灵的智慧，吸收了先圣的属灵精髓，继承了历代属灵伟人的遗产，建成了一座伟大壮丽的精神宝库。美国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家班克洛夫（George Bancroft）说得很中肯：“谁要知道十八世纪中叶新英格兰的心智和脉搏，谁就得花许多昼夜来研究爱德华滋。”
爱德华滋对十八世纪教会的荒凉和信徒的冷淡，追究其原因，发现是人不够认识心思里天性的黑暗，而用人的头脑代替神的启示，爱德华滋这样评述：
“当主耶稣降世为人的时候，人类的知识增加，技术比前更进步，但是罪恶也越发加增。如今到了十八世纪，人类凭着最新的学识和头脑，照样也不认识神，他们受这世界的繁荣所迷惑，流荡在旷野，生活在子夜的黑暗中。许多人对自己的知识过分自信，结果瞎了眼，他们在白天摸索和在黑夜摸索，没有什么区别。”
爱德华滋在一七二五年二月十五日所记载的日记里，说及他在大学里的灵性经历：
“我现在所迫切需要的，是求神让我，对他的完全和荣耀，有一个更清楚的和更接近的看法。我要明白神怎样在我们的心灵和心思里运行，正如我已明白了他对各种物体所起的作用一样。”
同年五月二十八日，他表露了他在大学教书时的心态：
“对我来说，我是否已经改变，已无关紧要，我既然在目前的情况中安定下来．看来我终身都会在这里继续生活下去，但是，尽管我可能在这里持续地生活下去，我仍要继续向神祈求，不让我受到欺骗，或在一种不安全的情况下酣睡不醒。我必须不断地责问自己，审查自己，从历代的先圣得若帮助，使神有机会垂听我的祷告。我将时时刻刻祈求神的灵显明我的过错——若我有任何过错的话。”
一七二五年九月，爱德华滋准备回到东温莎去探望父亲。但是在动身时，他在新哈芬已经生病，他认为这病不严重，而又急于回家，就起程往东温莎去。但是旅途的劳顿却使他病情越发严重，到了半途，他在北哈芬（North Haven）病倒。结果在史泰尔斯牧师（Rev．Ezra Stiles）家里，足足病了三星期。直至那年冬天，即十一月中，他才能回到家里探望父亲。
爱德华滋在疾病中，享受到神的同在，更深地认识到他的恩典。他在病后灵命反而觉得新鲜和有活力。这次的病痛，催促他更加亲近主，使他更觉得主的宝贵和实在。
在爱德华滋生病的时候，他体会到人的生命气息都在神的管理之中，而人生最有价值的事就是为神而活着。一个人得以献身事奉神是何等有福、有价值，和荣耀的事。他病后在东温莎长期疗养，实际上是仰望神更进一步的带领和指引。
一七二六年夏天，他虽然回到耶鲁教书，但他心里知道，只要时机一到，他随时都会放下教书的职业，而分别为圣地、专一地出来服事主。
爱德华滋在神面前的等待终于有了响应。一七二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在诺坦普顿市（Nothampton）的教堂担任牧师的所罗门．斯托达（Solomon Stoddard）——爱德华滋的外祖父——邀请爱德华滋任助理牧师。心里早已准备出来服事主的爱德华滋，立刻接受这项邀请。他毅然放弃在大学任教的职位。由于他响应了神的呼召，他里面的灵明亮和刚强起来，他在一七二六年九月二十六日的日记里，记述了他决心出来事奉主之后，灵性得着恢复的实况：
“大概有三年之久，大多时间我的灵性是消沉的和低落的，一反往常，我对属灵事物的知觉是迟钝到极点。屈指一算，这情形从毕业典礼前一星期，直至如今，恰好三年，今年在同一时候，我开始或多或少恢复到我已往的属灵情形。”
爱德华滋的外祖父斯托达牧师，在一七二六年时已届八十三岁高龄，而身体仍然壮健。斯托达牧师在诺坦普顿的教堂任牧师长达半个世纪，他成为该地年龄最大、资历最深的牧师。无论斯托达牧师身体如何健康，他仍无法逃避自然界的规律，仍会逐步衰老；斯托达牧师找他的外孙爱德华滋作他的助手，挑选第三代作接棒人，委实是一项智慧的和美好的安排。
第四章、娶了贤淑的妻子
一七二七年七月二十八日，爱德华滋娶了一位贤淑的十八岁女孩子莎拉?彭勒达（Sarah Pierrepont）为妻，从此莎拉被称为莎拉?爱德华滋（Sarah Edwards）。美国传记作家米勒（Samuel Miller）说：“在爱德华滋的一生中，可能没有任何事件可以给他那么多用处和安慰，像他的婚姻那样。”莎拉带给爱德华滋一个温暖的和美满的家庭。英国的大复兴家怀特腓（George Whitefield）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一对这么甜蜜的夫妇。”
爱德华滋和英国的大复兴家约翰?韦斯利（John。Wesley）同年—— 一七○三年——出生，但是两人的婚姻状况竟完全不同。约翰?韦斯利的婚姻是一个悲剧，而爱德华滋的婚姻是一个幸福，爱德华滋的妻子莎拉是一位贤内助。爱德华滋成为历史上一位伟大的人物，和莎拉的功劳是分不开的。
一七二九年二月十一日，爱德华滋的外祖父斯托达牧师逝世，爱德华滋从此替代外祖父，担负了牧养整个教会的责任。
爱德华滋担任教堂牧师之后，一般情形是每星期讲道两次，他在讲道时从不忽略传福音给失丧的灵魂。话说回来，爱德华滋并没有把全部时间，用来准备讲章。他每星期都用大量时间勤读圣经——神的话语。他的起居饮食很有规律，肯舍己，视暴吃暴饮为可耻和罪恶。他每天早晨四至五点之间，例必起床灵修。在一七二八年一月的一篇日记里，爱德华滋记着：“我认为基督是主张早起的，因为他从坟墓中复活，乃是在清早的。”
他每天虽然用十三小时来灵修和读经，仍会抽一小时作园艺和家务。在冬天，他会花数小时伐木或割草，在春天他会与妻子莎拉结伴骑马到郊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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