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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为什么强调读书会呢，因为真理不是分开的，这样就有一个人文通识的视野。真正的视野，只有博大才能精深。因此按照这个书单在读的时候，我发现，对我的帮助也巨大。所以我说：“读一本坏书的最大坏处是耽误了同时读一本好书。”后来我读《卡拉马佐夫兄弟》有深深的触动，那种对人是有罪的触动，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而又整体性的。

　　还有一个老师对我帮助很大。编《新语文读本》的时候，钱理群老师给我很多的启发。有一次，我们在编一篇文章《超越鲁迅》，读的时候觉得很差，因为是别人推荐的，所以讨论要不要编进去。钱老师说：这个人连鲁迅都还没读懂，还谈什么超越呢。中国没几个真读懂鲁迅的。他说：“我呢，读进去了，但没出来。”很多时候，你都不知道别人在说什么，就忙着批判。《论语》读都没读过，就敢批判。

　　昨天我们还在讲这个话题，有个老师问我，他有一次上课，给学生放关于创造论和进化论的短片，效果不好。问我会不会这样做。我说不会。我会引导大家想进化论的问题。有一次上课，我问有谁读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有两个学生举手。我问他们读的是哪个出版社的？答：商务印书馆的。我问：请回答一个问题，这本书里面有没有插图？他们回答不上来。我说：你们别骗我，你们都没认真读完过。

　　过去，研究生面试的时候，我最喜欢问一个问题：你最喜欢的名着是什么？有同学说是《复活》。我问《复活》第一段是什么？不知道。这个学生在骗我！这么多年，我发现大家不怎么读书，这是蛮遗憾的事情。现在很多人不读书，不光非基督徒不读书，基督徒也不读书。很多时候，不仅是学生选导师，导师也选学生。导师也盼着选真喜欢读书又读书的学生。

　　在我刚信主的时候，和崔彼得老师交流，崔彼得说：“平心而论，那时候金陵神学院里斗争满激烈的，一个是敬虔主义，一个是自由派神学。我觉得自由派老师教给我更多。”这是因为敬虔主义老师无非就是告诉学生祷告、读经加亮光，没办法学到什么规范性的和传承性的东西。问题是，如果你真正有使命，需要跟别人去对话，那你是要对真理有整全的装备的。

　　尽管有崔彼得的提醒，我开始还是受敬虔主义影响。让我走出来的，是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当时是从金陵神学院复印来的。在看加尔文是怎样跟天主教进行对话，而且也跟希腊哲学，跟当时的一些思潮进行对话。但是当时，我确实在受要把自己修炼成一个圣徒敬虔主义影响。我当时受谁的影响呢，受倪柝声及当时教会的影响。敬虔主义是一种关起门来的思想。

　　后来，唐崇荣牧师对我影响也很大，他的个性魅力太大。加尔文和唐崇荣都是我的恩师。唐崇荣牧师的什么书我都看，而且我决定不随便开口就批评老师。就像我和王约翰老师说加尔文把人烧死啊，听道打瞌睡要受监禁啊。王老师就说，那都是人文主义者乱讲，你别信。爱一个老师，就不要先批评他。

　　其实我到海外读神学院的第一年，还有很多挣扎和疑惑。我怀疑自己是不是有学神学的基本素质，觉得自己无法承担传道的圣召。后来，我读钟马田的传记，才解决了这个疑惑。钟马田是个医生，后来成为全职牧师。他有两年左右的挣扎。正是他两年的挣扎，使他后来能特别体恤和理解那些挣扎的人。他说：“不管是做医生，还是做牧者，两个都不是业余能做好的。”我当时觉得，如果神给我的呼召是学术，那么我应该全身心扑在学术上，把教会放下。而我能把教会全放下吗？不能！当时我也受到批评，说犹豫太多、挣扎太多，但我觉得这种挣扎是真实的，钟马田在《讲道与讲道的人》中说，传道的呼召太神圣了，我们恰恰是因为特别有挣扎才印证这呼召有可能是真实临到，而不是一点挣扎也没有。这也是司布真说的逃避传道的呼召要像逃避地狱的火。所以读钟马田就得到了心灵的慰藉。

　　鲁迅有一番话很有意思，他说有一种人出国读博士，研究中国的庄子老子什么的。当时，我在神学院的老师说：你可以研究中国教会，可以写中国教会方面的论文，比如赵中辉啊。但是我说：我到这里来，就是要跟你们学你们最拿手的，而不是你们不太了解的。我打听那里老师最厉害的研究领域，然后研究，这样才可以得到指点，弄斧就要到班门。所以写论文的时候，我就在想哪个问题最难。我把两个老师的同一门咱们宗派的教会史课程都听了。有个老师讲，有个苏格兰叫玛格丽特的女孩，才二十四岁，被逮捕。国教派说只要你不坚持盟约派的信仰传统，就可以放了。可是，她说不。她一边唱诗篇，一边就被水淹死了。老师很感动，我们也很感动，我觉得信仰里的那些文字都活了。但另一个老师讲得就不一样，没有这些细节，他画一张大图，从整体上来讲。

　　在这样一些过程中，我觉得自己有很多个人的成长。我真正觉得，信仰不是关起门的，而是有整全视野。所以唐崇荣牧师说：一个人迷了路，你给他一幅地图没有用，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如果你单单说人错了，而不给人指出他错在哪里，就没多少意义。所以我引用圣经里的一句名言：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基督里藏着。这是歌罗西书2:3的话。所以，既然这个世界上，上帝的思想是通过书表达出来的，那我们所谓的爱主，就要去读圣经，和他对话。并以道观之。这是第一点，基督徒的读书是非常重要的。

　　二、为什么要读《启示的哲学》？

　　之前，我读过巴文克的《基督教神学》，没有多大的触动。后来我读神学，必读的人就是巴文克，怎么也绕不过去。我们的系统神学课大概十来门，老师每回都指定要读巴文克。特别是他的《神论》，我才发现他很有意思。他的系统神学不一样在什么地方？他把圣经放在历史的纬度来梳理，他说别人是怎么说的，最后说自己是怎么说的，所以特别有一种纵深感。他问任何一个问题，都讲历史渐进的思路，再回归圣经讲他的思路。他讲“三位一体”的时候，我就看到，不是单纯的谈论，而是随着你的成长，有清晰的理解。所以因为系统神学的影响，我们买了他的《改革宗教义学》，一共有四本。

　　在学启示论的时候，我在国外神学院的老师也特别提到《启示的哲学》。这给人很深的触动，里边博大精深，有历史的视野。

　　而且，启示的问题是我们信仰的基础。彼得后书1:3讲得很清楚：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赐给我们。犹大书第3节也说，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地争辩。灵恩派老是容易说自己得了特殊启示，这就高举自己的领受，也否定了特殊启示的完整和完成。所以我们，启示论如果不牢固的话，整个信仰都摇摇晃晃。但是，谈到启示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陷入危机，要么特别注重特殊启示，忽视普遍启示；要么特别看低特殊启示，把普遍启示的价值看得过高。巴文克《我们合理的信仰》中讲“普遍启示与特殊启示”讲得很好。这两种危险都存在。你太爱圣经了，觉得其他的书没有任何价值，这就是把特殊启示抬高，把普遍启示压低。或者你太爱其他的文学、艺术了，就忽视圣经，把普遍启示抬高，把特殊启示压低。我自己就经历过。一开始把美当成宗教，后来又全扔掉。我研究生时研究过张爱玲，一毕业就把张爱玲全集送人了，觉得以后所有属世的东西都不碰了，我是有过这个属灵阶段的，以为看其他的就是魔鬼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