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王明道先生和夫人

追思王明道先生和夫人

                      ■边云波口述   恩雨整理

序言

一直以来，很想写一篇文章追思王明道先生和王太太。因为他们二位影响我最大，帮助我最多，也是我最尊敬的人。

王明道先生的事迹虽然已经记载在许多书籍中，但是这些书却很少提到他们二位带给我们这些受教者的感动，及对我们一生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还应当有一本我们这一代弟兄姊妹们共同的感恩集。

王先生是1900年出生的，1991年去世。我个人认为，王先生和王太太是神赐给中国教会的二十世纪的见证人。当然，他们不是完全人，也有软弱走弯路的时候，但他们对中国教会的影响的确很大。所以我觉得有好些事应当记述一下，让年轻的弟兄姊妹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神的作为。

现在，当年在王先生王太太跟前受教的“年轻人”都已经80多岁，所以这件事不能再耽搁了，我这篇小文算是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的人记述、追思王先生和王太太。

一、我们的“叔叔”和“婶”

我们这一代人在年轻的时候都称呼王先生为“叔叔”，称呼王太太为“婶”，关系非常亲切。他们叫我们也是直呼名字，例如﹕叫王长新兄就直呼长新，叫我就是云波，对一些特别亲近的姊妹们就称呼某姑娘，在主里真是一家人一样。

我第一次见到王先生，是在1947年第一届北京基督徒学生夏令会（北京基督徒学生会包括大学生和中学生），王明道先生是这次夏令会的讲员。

王先生在台上讲道时，大声疾呼痛斥罪恶，态度非常严肃，甚至严厉，有属灵的权柄，让人敬畏。但王先生在台下跟人接触却和蔼可亲。我们聚会的会场旁边有片湖水，散会以后大家都去那里游泳。有一次我在院子里遇到王先生，他带着泳衣，给我打招呼说﹕“游水去”，那满面的笑容一直深印在我脑海之中。

那次聚会的场所门窗简陋，所以餐厅里满是苍蝇，王太太就拿着蝇拍到处打苍蝇。我看到心里很惊讶，暗想这么一位“有名”传道人的师母竟做这样的工作。

大家在会场的餐厅吃饭，规定是一定要带自己的名条（类似现在写上名字的绸条）才能进去，一个刚上初中的小姊妹在门口作监督。有一次大家正吃午饭，忽然听见王先生的声音﹕“大家稍微静一静，我给大家说件事。”食堂本来很喧闹，此时立刻静了下来。王先生接着说﹕“我刚才没有按着规定带名条进饭厅，这个小姊妹说什么也不让我进，当时我很气愤，我想岂有此理，我是这里的讲员，人人都知道我叫王明道，绝对不会是假的。但是没办法，她管门啊，她不让我进我也不好硬进。我回宿舍的时候还很生气，但别上名条后我想到，这个小姊妹是很认真很负责的，她并不认为我是个讲员，大家都认识，就通融过去。我觉得小姊妹这一点非常可贵，所以我的心情起了很大的变化。我在这里送她一本书，作为我对这个小姊妹的奖励。”

王先生将一个真实的自己袒露敞开在我们面前，当时大家都很受感动。从那以后，我每天晚上都为王先生祷告，直到我1948年去边疆传道。1953年我回到北方，蒙神的恩惠常和王先生一家同吃同住，学习事奉。1954年甚至连续住了半年多。对王先生就有了更直接深入的认识。

那时王先生夫妇就住在北京史家胡同基督徒会堂的院子里。一进院子就是一排小房子，五六平方米的小客厅居中，客厅旁边一边是厨房和餐厅，另一边是王太太的卧室和王先生的书房兼卧室。记得我第一次拜访王先生，告辞离开的时候，王先生一直把我送到院子大门口，我很不好意思，但怎么请他回去他都不肯回去，一直到我走出门外才向我挥手说﹕再见，再见。神的老仆人对晚辈如此谦卑，这对我是无形的教导。直到现在，我送客人也一定要送到门口，不这样就觉得不够礼貌似的。

1954年的一天，我看到会堂公用的厕所太脏了。打扫厕所本来是看守大门的冯起的责任，可是我觉得不便招呼他来清扫厕所，就自己用水冲刷打扫。那时候厕所就是一个洋灰（水泥）作的长方形的坑。我冲着冲着，没想到王先生进来了，他微笑着说﹕“云波，你在打扫厕所啊。”他的语气带着称赞的意思。他的看法就是人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小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他很少当面称赞人，这对我实在是个鼓励，也让我一生学习去记念别人在主面前所作的工作，别人在神面前的一颗心。弟兄姊妹对自己的爱心，自己总要记着，要想着这些人的优点长处，这也是我在王先生那里所受到的一个教导。

王先生对弟兄姊妹要求很严，但又十分体恤爱护。我曾经把我的一些经历告诉王先生，我不知道为什么神让我经历那么一种处境、那么一段道路，好像是比死荫的幽谷还要艰难。我说得很伤痛，王先生就带着我到大礼拜堂后面祷告，祷告的时候我心里仍旧很难过，一直默默流泪，甚至到吃午饭的时候，心绪还没有平复，根本吃不下去。王太太那天做的是炸对虾，王先生看到我食不下咽的样子，就亲自动手拿筷子夹了一个大虾放在我的碗里，说﹕“云波，吃，吃饭。”当时，王太太和他们的同工迟姑姑(迟荷净女士)都很惊讶，因为王先生吃饭很少给别人添菜。我心里很受感动，那一天我实在无法拒绝王先生慈父般的爱，拌着眼泪把饭吃下去。

那时我主要是帮王先生做一些《灵食季刊》的工作，实际上我帮不了他什么忙，只不过是找一些神学资料，或者划出《天风》上一些荒谬的言论请他过目。王先生在文字上很严格，一丝不苟，所有的资料都要校对，文章排版后都要三校四校。

他是一个很认真的人，说话也比较急，常责怪人，但责怪以后还是照常以爱心相待。王先生对宋尚节博士原来有些看法，觉得他讲道的时候，台上台下到处乱走，而且灵意解经到让人不可思议。王先生说﹕宋博士解释“彼得”时曾说，彼就是他，得就是贪得无厌的得，彼得这个人就是贪得。王先生觉得怎么能够这样解释呢，宋尚节是留美的博士，他不知道彼得是Peter的音译吗？所以起初他对宋博士的印象很不好。后来王先生与宋博士接触多了，对他的印象就完全转变了，他觉得宋博士很真诚，在神面前有一颗孩子一样单纯火热的心，讲道时大声疾呼，好像把自己忘了似的，并且每次讲道前都要付上很大的祷告代价，所以工作也看到果效。王先生后来与宋博士交往很深，甚至可以无话不谈，但指出宋博士的错误时，还是非常严肃的。

抗战中期，宋博士在北京香山养病，王先生夫妇二人去看他。谈起话来，王先生说﹕“听说客人从很远的地方来看你，你连送都不送？”

宋博士说﹕“是啊，我没有必要送啊，看我的人如果是因为神的缘故来看我，自然有神来报答他，我何必送他呢？要是为了人情的缘故来看我，那我何必花时间还这个人情呢？”

王先生说﹕“你这个想法不对，基督徒处世应当有基督徒的礼貌和常识。”于是就送给他一本自己写的书，叫《基督徒处世常识》。后来王先生王太太再去看宋博士，临走时宋博士就非送不可。王太太说﹕“你病得这么重就不要送了。”宋博士一定要送，并且用福建口音说﹕“取西墙西、取西墙西。（处世常识、处世常识）”

倪柝声先生是1902年生人，比王先生小两岁，王先生起初把他当成一个弟弟来看待，两人很亲切。后来王先生听到一些人对倪先生有些议论，就规劝倪先生。王先生说那次倪先生一直看着他笑，不说是，也不说不是。王先生越讲话越多，直言相劝，后来倪先生说﹕“已经到吃午饭的时候了，你在这儿吃午饭吧。”他有点不想再谈下去的意思，可王先生说﹕“吃，在这儿吃饭，为什么不吃，借着吃饭的时候我多说几句。”

吃饭的时候倪先生仍然保持沉默，从那以后王先生对他有了距离，就没有那么多的来往了，甚至有些批评。可是我知道王太太一直劝王先生不要多有批评，有些事情即使要说，也到倪先生离世以后再说才好。

王先生把我当作自己的晚辈，常和我谈论他对一些人的看法。但是我却不记得王太太说过任何人不好。王先生批评人的时候她也总给别人打圆场，说人家有自己的难处和原因，要体谅人家。王先生有一个同工石天民先生，他家的院子里放着王先生的一些书，由于他的妻子精神不是很正常，王先生去那里取书很是不便，给石先生也带来一些困难。一天，王先生去他那里取书，石先生直言不讳地说，自己有这样的难处，希望王先生体谅。王先生听了很不高兴，回来吃早饭的时候，当着我、王太太、还有迟姑姑的面说﹕“天民根本不应该惯着他的妻子。他的妻子都是天民惯坏了的。”

王太太就在旁边劝他说﹕“你这样说，太不体谅天民了。天民有他的难处。你不应该这样讲。”

王先生本来生着闷气，此时听到王太太还责备自己，有点着急，就说我不吃了，把筷子往旁边一放，回到自己的书房里去。那天是礼拜日早晨，我就劝王太太说﹕“一会儿叔叔还得讲道，你何必这会儿给他说这些话。”

王太太说﹕“因为他是当着同工们说的，我就得当着同工们纠正他。如果他和我个人说，那我过一些时间再说他也没关系。”

我说﹕“马上就要开始礼拜了，叔叔空着肚子怎么讲道？”王太太没有言语。我说﹕“我做碗鸡蛋汤给叔叔送去，就说是婶让我送去的，行不行？”王太太依旧沉默，等于默许了。我就做了碗鸡蛋汤送给了王先生。我觉得这是我在他们身上所做的唯一的一件满意的事。

王太太对王先生的帮助十分及时，虽然有时候像王先生说的，叫人下不来台，但王先生有失误的地方，王太太能立时弥补。王先生有时候语言过了头，让人难免受伤害，但是被王太太稍加解释这么一挽回，别人也就理解了王先生心直口快，他是本着向神忠心向人有爱心说的话。

王太太在家几乎是闲不住的，跟人说话的时候手里也在不停的织毛衣，她织的毛衣都是给弟兄姊妹的。有一次她看我穿的毛衣袖子磨破了（那时候我是用针线缝一缝，把破的地方连上），她就说这怎么行啊，你这不是越磨越破吗？现在正好天也暖了，你就把它脱了，拆掉，洗一洗，我添点毛线给你织个厚毛裤吧。我说那太好了，高兴得不得了。

我尊重王先生，但感觉王太太对我们更为亲切。我把她看成是属灵的母亲，我和妻子白耀轩姊妹就是由她印证而在1957年订婚成婚的。她对我严中有爱，爱中有严，任何事情和她谈都没有什么碍口的。自己的得胜、失败、软弱、刚强，心里的想法、服事主的某些经历，就常常愿意和她谈，比和王先生谈得更多。王太太对任何人都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对待，原则性中有很深的爱。那个时候公安部门为了国家安全，难免想要了解王先生的一些情况，而基督徒会堂的门房冯起弟兄原来是旧社会的警察，历史上有污点，也可能会要求做些配合。王先生被捕前一两年，冯起的行动很可疑，说话吞吞吐吐的，经常一个人跑到礼拜堂里去弹琴，有时候从早晨一直弹到中午，这说明他内心里有争战。王太太是个很警觉的人，有一次她明明地问我﹕“你听听，冯起弹琴弹了多长时间了？你觉得这个情况正常吗？”她有这个担心，但却从来没让冯起离开，对他还是满有爱心，好像亲人一样。

王太太很多时候自己忍着，尽可能不打搅王先生。有一次她坐在小客厅里默默地织毛衣，我走进来忽然看到她在流泪，我当时就楞住了，问﹕“婶，你怎么了？”她把眼泪擦一擦，摇摇头，什么也不说。她不说我也不好多问，就陪着她坐在那儿。过了一会儿，我说﹕“婶有为难的事，要不要我去跟叔叔说说。”她苦笑了笑，说﹕“你听叔叔在干什么呢。”

我一听王先生在书房一边找书一边唱诗呢，他唱着“歌颂主尊名，荣耀主尊名”，唱得挺高兴。从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作传道人难，作传道人的妻子更难。我个人觉得，王明道先生被神重重使用是因为神赐给他一个很好的妻子，没有王太太的帮助，就没有王先生的事奉，神配合他们两位，使用他们两位，实在有神美好的意思。

 二、王先生的事奉

王先生、王太太的事奉，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尽人皆知的。但时过境迁，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都不太了解了，所以我在这里，再略略提一下。

我第一次听说王明道先生的事迹，是在1945年。1944年我19岁的时候在汉江边上重生得救，第二年从大学休学奉献传道，在陕西洋县帮助那边的学生团契。抗战胜利后终于可以和“沦陷区”通信了，那时就听说了王先生的见证。

抗战八年，王先生和王太太一直在北京牧养教会。那时日本人为了控制教会，按照自己国内的习惯建立了基督教联合会，后来改名为基督教团，将真信的、假信的都“联合”在一起聚会。二十年代，不信创世记、不信启示录、不讲救恩、只讲“道德”的现代派传入中国，对中国教会影响很大。王先生为真道竭力地争辩，与假信的人常常论争，抗日战争时期也是持守信仰，不肯加入这个日本人控制的政教合一、泥沙俱下的“基督教联合会”。日本人对此觉得如鲠在喉，非常恼怒，对王先生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但无论如何王先生都不肯参加，并且照常讲道。

终于有一天，日本人通知王先生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去“谈话”。那时被日本人找去“谈话”，很可能是一去不返，弟兄姊妹们担心挂念，“谈话”的头一天晚上，来到王先生家为他祷告。王先生勉励坚固弟兄姊妹向神忠心，但他心情也很沉重，和大家说﹕“现在北京几乎所有的传道人都加入到‘基督教联合会’里面去了，进去以后就陷入到苦害当中，陷入到政教合一的日本人的统辖当中，甚至苦痛得都不能自拔，也不能够出来。我若是再参加到这个组织里去，有谁为神作见证？这次去了，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我生性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但是为了主的缘故，为了让神的名得荣耀，大难临头的时候只有求主加添力量、保守自己了。”

王先生环顾自己的家室家人，又继续说﹕“我不是不爱自己的妻子，也不是不爱自己的儿子。我很难想象自己将来一去不复返的时候，他们母子俩怎么生活，会是怎样的光景。但神若是许可患难来到，那就只有求主分别地保守、看顾我们了，请大家继续地为我祷告，也为我全家祷告。”

这些话是我以前没有听见过的，我心里很受感动，于是我按着王先生那一夜的语意语气，写下了一首诗词，原名叫《古城夜语》，后来改称《忠仆心语》。诗词是﹕

1) 长夜已深白昼将近，主路坎坷何艰辛？

   伤心欲泪痛心欲碎，欲言无语心低沉！

2) 举目四望教会荒凉，何人肯学主榜样？

   我主在天耳闻目睹，心中怎能不悲伤？

3) 追想昔日我主在世，为救我等何所辞？

   十字架上血点滴滴，各各他山为我死！

4) 我父我神以利以利，身体灵魂交你手。

   福也苦也或活或死，至终坚贞不低头！

5) 环顾家室泫然泪溢，肉体何尝不战栗？

   苦难临头求主加力，仰望十架志不移！

[副歌]

    无故爱我无故救我，焉知不是为现在？

    多少主仆陷入苦害，我不起来又何待？

后来这首诗经苏佐扬牧师谱曲，成为一首诗歌。1948年夏天王先生到南京学联会去讲道，我把这首诗带给他过目，请他审阅一下有没有不符事实的地方。王先生仔细看过以后说﹕“大体是这样的。”

当年去见日本人的那天，王先生是带着衣服、洗漱用具，骑着自行车，唱着“基督精兵前进，齐向战场走”而去的。“谈话时”日本人施加压力，他仍坚持自守，这反而使日本人佩服他的气节，竟放他得胜而归了。

王先生宁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不肯走在神的旨意以外。抗战前王先生已经创办了《灵食季刊》，这是一本在神的带领下所出的属灵刊物，每个季度出一期，其中文章绝大多数是王先生的讲章。这本杂志发行量相当大，南洋一带都有。日本攻陷北京后要求所有的出版物都要刊登四条歌颂“皇军”的政治标语，王先生决不愿在属灵杂志上刊登政治标语，想干脆停刊，但又犹豫，不知道停刊是否符合神的心意，是不是变相的向邪恶投降？于是他在神面前彻夜祷告，最后决定不登标语照样出刊。他是这样持守信仰的纯洁，“凯撒的物归给凯撒，神的物归给神”，教会决不能和政治连在一起。

1951年春天，“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进行了教会第一次的“控诉运动”，清除“美帝国主义毒素”，从中也产生了一个基督教的领导机构：“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两位领导人吴耀宗、刘良模都是“现代派”的信徒。吴耀宗在他的著作《黑暗与光明》中将他的信仰说得很清楚，他认为创世记是神话故事，全部圣经不是神所默示的，童贞女马利亚生子是美丽的寓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博爱的精神，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精神的不死，耶稣的再来就是将来世界大同人人向善，于是好像天国一样了。紧接着，1951年5月，上海召开了一次“万人控诉大会”，此后全国各地都举行了类似的“控诉大会”。在全国一片控诉声中，王先生主持的“基督徒会堂”却纹丝不动。从“三自会”成立的那天起，王先生就在《灵食季刊》上撰文反对，他认为“现代派”其实是无神论，这样一些人领导教会搞所谓的自立、自传、自养，是从内部将教会搞垮。

我在1948年冬天的时候去边疆传道，在1950年和弟兄姊妹们在昆明建立了一个教会，这是昆明的第二个人数比较多的教会，当时人数最多的是基督徒聚会处，带领人是陈若天（原名陈恪三）老人。1951年昆明的基督教联合会初成立时，虽然也有青年会的人参加，但绝大多数还是信仰纯正的人。

基督教联合会刚成立时我们教会没有参加，基督徒聚会处也没有参加。后来他们受倪柝声先生的影响，突然参加了基督教联合会，我们就成了“钉子户”，压力很大。我本来佩服尊敬陈若天老人，就想既然他参加了我也参加吧，心里也幻想这样可以避免困难，广传福音。实际上并不是神的带领，而是跟着人走了。

进到基督教联合会以后，我们看到一期“灵食季刊”（我们是期期都看的），王先生在上面讲﹕“一个传道人不能‘蝇营狗苟’。”陈若天老人就说﹕“像咱们这样的人是不是成了蝇营狗苟呢？”他有些自嘲又有些不安。

王明道先生在神面前的看见，让我受到责备，也让陈若天老人受到责备。王先生借着文字间接教导我，对我影响很大。“信与不信的原不相配，不可同负一轭”，真信的和假信的根本没办法合在一起，而且信仰就是很纯粹的，政治就是政治，信仰就是信仰。王先生在神面前的领受实在是影响了很多人。我个人觉得王先生那一系列文章是中国家庭教会的开始，迄今也是中国家庭教会的帮助。虽然家庭教会因为缺乏很好的教导有些混乱，有异端，各自为政（这是不好的，是撒但的搅扰），但在持守信仰的纯正，以耶稣基督为教会的元首这一点上，是遵行神的道的。

基督徒作为个人应当顺服执政掌权的，为他们祷告，为神的缘故顺服人的一些制度。王先生自己就是个表率。我1953年第一次住在王明道先生那里，当时政府规定外地人口在京三天以上就要到公安局报临时户口，其实客人来到自己家里住几天别人未必知道。但王先生不管别人知不知道，三天以上就要往公安局去报临时户口。他是作为一个公民，作为一个“人”顺服执政掌权的。但是作为一个神的仆人他是有所持守的，以圣经为界限、为原则，圣经以外的不能加进去，圣经里面的不能够抽出来。教会是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不能在主耶稣基督以外另外再有一个头。所以，教会要是和政治联合，接受一个政治上的领导，这是不符合圣经的。为这样一个缘故，我们做出任何牺牲，应该说，在所不惜。

1952年，昆明的基督教联合会发表声明，让云南省凡是土地改革地区都要自动停止聚会，并且拿我做了一个典型，在云南日报1952年5月10日的头版上说我在少数民族地区传道影响了土改。那个事情对我的打击很大，我觉得这是神借着不信主的人对我的管教，让我知道只要传福音就会有难处，但是要向神寻求保护，而不是向人寻求保护。神知道我没有恨那些陷害诬蔑我的人，我只有为他们祷告。圣经说﹕为逼迫你的人祝福，只要祝福不要咒诅。我感谢主，神给我那么一个力量。

这个事情过后“昆明三自会”正式成立了（在那以前昆明三自会的前身是昆明基督教联合会），我声明我个人退出三自。后来我所负责的教会也退出了，在王先生的间接教导下，各地退出“三自会”的教会越来越多。

那时“控诉运动”已经转移到圣经上来，“三自会”的领袖虽不明说圣经是帝国主义思想毒素，但却说“属灵派”（笃信圣经的人）歪曲圣经，散布帝国主义毒素，离间信徒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破坏祖国社会主义建设。这样一来，“信徒在读圣经和讲圣经的时候，就必须先用政府的政治标准来衡量，看这段（节）圣经与当前的政治是否吻合。如果不合，就不能讲，也不能信。通过这个办法把信徒和传道人的思想和灵性完全禁闭在政治的范畴内。其结果是读圣经的人不敢随着圣灵的引导读了，讲圣经的人也不敢随着圣灵的引导讲了，神的教会自然而然就变得有名无实、徒有其表了。”(引自《又四十年》）

此时，王先生在《灵食季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真理呢？毒素呢？》，击其要害，“为从前一次所交付我们的真道而竭力的争辩。”这篇文章引起了轩然大波，三自的领袖们一个接一个出来反击，而王先生在论战之中又写出另外两篇重要的文章《顺从人呢？顺从神呢？》和《我们是为了信仰》。王先生在其中毫不留情的责备假先知，指出他们的错谬，帮助了很多人。他写这几篇文章的时候我刚好在他身边受教，帮助他校对，我亲眼看到他是怎样在神的带领下写作的。

这些文章都是王先生讲道的讲章，他准备讲道的时候，一定要在神面前认真的祷告寻求，然后得一个题目，列几个要点。王先生讲道的时候心中有数，从不带讲稿，讲完就开始写作，甚至写到深夜。记得有一天早晨，王先生迟迟未起，直到吃早饭时才从房间里出来。我们问他为什么起得这么晚，他笑呵呵地回答说﹕“昨晚在神面前祷告，突然得着一个题目，我一直在想，想到半夜才睡着。”这个题目就是后来给了假先知沉重一击的《以亲嘴为暗号卖主的犹大》。

在那里住了几个月后，王先生把我叫过来，说﹕“云波，你来了一段时间了，你看我讲道、写文章、说话、平时生活有哪些地方不够妥当？”他说得很自然，我却非常吃惊，我所尊重的王先生对我这么一个晚辈诚恳地说这些话，我完全想不到。有人说王明道先生骄傲、自负，我说不是，我所认识的神的仆人有他谦卑的一面。当时我很直率地回答说﹕“您讲道的时候提到孔孟，我觉得没有必要，而且叔叔您说话用语太重。您说‘说谎’是‘最大的罪’，那别的罪就没有说谎大了。”他笑了笑，说别人不会误会的，可正是因为老人家用词太重，后来引起一个很大的误会。王明道先生第一次被捕后经过一段软弱失败。后来他讲这段经历时说﹕“我是彼得，不是犹大。”因此就有人根据这句话公然论断王先生放弃过信仰，但实际上他没有。王太太说，他是信心软弱，但是没有否认主名。王先生在牢狱中曾经向神祷告，求神打发天使像救彼得一样把他从监狱里救出来，但他怎么求告，神也没有应允他，他就觉得神到底听不听祷告啊，自己信心一软弱，再加上别人对他殴打恐吓，他就失去了信心，但是他始终没有失去信仰。

这个误会是因为王先生的措辞而起，还有些事情是以讹传讹，错上加错。例如有两本书都说﹕1954年王先生曾去过基督教青年会接受批判，在会上发言的人一个接一个地批判他，王先生坐在后面两臂交叉抱在胸前，抬头望着天花板一言不发，甚至一些姊妹在旁边为这个情景而流泪。这个故事很感动人，但并不是事实，1954年我一直住在王先生那里，不可能有这么一件大事我不知道。而且王先生也不可能去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的聚会，因为他认为青年会是假信派，社会福音派，常有论争，他怎么可能去到那里接受批判呢，除非拿手铐把他铐去。为了澄清这一误传，我还问过其它几位熟悉当时情况的人，都是一致看法。

关于王先生软弱跌倒的这一段历史，现在说法很多，我也愿意说说自己所经历、所看见的，使弟兄姊妹能够更加了解当时的情况。

三、王先生的失败与得胜

1955年，王先生所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与“三自会”领袖的论争越来越激烈，他的处境也越来越困难；一些弟兄姊妹在自己的学校或单位都受到了不小的压力。教会内部，有人软弱放弃了信仰，还有的人为了名利已经在卖主卖友。风声越来越紧，王太太有一次问我﹕“云波啊，你看叔叔现在这个处境，将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啊？”

我太单纯太天真，就回答说﹕“不会出什么事。”那时候香港的《大公报》刊出一条新闻说﹕帝国主义分子说王明道在北京被枪毙了，根本没有这件事情，完全是他们在造谣。而这个消息被人民日报原封不动地转载了。我对王太太说，这就等于否定了海外的某种猜测，无形当中就给叔叔打了保票。王太太当时未加可否，但她心情很沉重，我想她是不同意我的看法，但是又没有明说。我觉得作为一个晚辈，在这件事情上我说话太随便了，我肤浅的看法会不会助长了王先生更尖锐厉害的论争，我不知道，但可能多多少少让王先生失去警惕，失去了在神面前应有的警觉。我觉得这是亏负王先生王太太的一件大事。

1955年8月7号是礼拜天，上午王先生的讲道仍是很有力量，晚上王先生身心十分疲惫。当天深夜逮捕王先生的公安人员翻墙而过进入院内，王先生仍在书房整理自己的书籍文章。8月8号恰好是王先生夫妇的结婚纪念日，凌晨的时候，公安人员首先逮捕了王太太，继而进入王先生的书房。王先生对屋外的一切毫无察觉。当时的公安人员大喊了一声﹕“王明道！”他转过身来，就看见一支手枪对着他，公安人员手扳枪栓，好像马上就要射出子弹。王先生本来胆小，此时被惊吓地坐到床上。公安人员铐住他往门口走，王先生十分气愤，就喊﹕“逮人了，救命啊！”后来进到监狱里，和王先生同监的两个犯人殴打欺辱恐吓他，他又因为祷告不蒙应允而信心摇动。经过几十次的审讯，王先生承认了至少十二条罪状，其中除了反对“三自会”是事实以外，其它都是谎言。王先生本来最恨说谎的罪，他认为说谎可以遮掩其它罪，给其它罪开一条通路，让人犯罪放心大胆。但在他蒙受重压又信心软弱之后，却为求早日释放，承认了那些他根本没有犯过的罪行，说谎了。

其实王明道先生并不是在他被捕那天才陷于软弱之中，我在他家的时候，就已经看见他祷告较少，读经的时间也不很长。那时他和别人谈话，常常是说一个人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指责很多。在圣道讲习班(王先生为了造就一些爱主的圣徒们开设的特别聚会)里，也都是讲三自如何不对，我们应该怎样抵挡三自违背圣经的说法，为真道竭力争辩，但是他很少谈到我们在神面前应该怎么追求，怎么谦卑，怎么靠着主得胜。我们人是软弱的、无力的，只有靠神才能战胜患难。王先生正是忽略了这一点才在转眼之间跌倒的。

在此事的十几年前，他在去见日本人的头一天晚上，面对苦难时说﹕肉体不是没有恐惧，大难临头的时候，求神加添力量。但在1955年的争战当中，他依靠过去的胜利经验，表面仍然刚强，实际上内心已经害怕了。人在主面前真是一生都要战兢恐惧的，若神不帮助加力量，靠着自己必然会失败。以利亚在迦密山刚刚靠主得胜，但忘记了依靠神，就马上在罗滕树下求死。王先生灵命的起伏，正是以利亚由得胜而失败的写照。

1956年秋，王先生被释放。他的认罪书在关押期间已经写好，有关人员已经修改确定，他一出来就被要求去三自会当众作检查。政府很了解王太太和王先生之间的感情，也知道王太太决不会赞同他去检查认罪，所以在王先生去三自会检讨完之后，才把王太太放出来。王先生胆小软弱写了悔过书，但是王太太很刚强，我个人觉得如果把王太太王先生同时放出来，王先生就不会去念那份悔过书了。那时宗教局的人很希望王先生出来领导三自会，几乎天天邀请王先生去三自讲道，王先生虽然也曾答应出监后要去三自会，但始终迈不出这一步。出监后他的精神状况很差，懊悔得几乎要死，所有的事窝在心里，不能和人讲，真是极其难过。此时的情形，在《又四十年》中有详细的描述，这里就不再赘言了。

王先生王太太借着病重，一直拖着不去三自会，甚至后来到政府部门声明他的悔过书都是谎言，请求退回那份悔过书。所以1958年四月，他们被第二次逮捕了。

王先生被判处无期徒刑，他的上诉也被驳回，但此时他的生命却经历了一个极大的复兴。王先生那时的心境是﹕“既愤且愧，置身无地，悲观失望，坐以待毙。”他极其痛苦，只有祷告神说﹕“神啊，你怎么这么残忍，叫我遭遇这样的打击，被判无期徒刑？”这时，他忽然想起二十一岁背熟的一段经文﹕“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中，耶和华却作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愤怒，因我得罪了他，直等到他为我辨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弥7﹕7—9）

神的话让王先生醒悟过来，自己被判无期是因为大量撒谎，得罪了神，他对神的不满埋怨都没有了。他向神祷告说﹕“神啊，求你给我一个机会，叫我翻供。”这样祷告后，他的心里平安了，也不害怕了，而是满有罪被赦免的喜乐。过了几天，神就给了王先生写材料的机会，他写了几千张纸，在神和政府面前都认了说谎的罪。王先生从此重新站立起来，虽然为此他丧失了一切出狱的可能，吃了不少苦，但神也使他因此逃过了文革，奇妙的用监狱保守了他的生命。

王先生在监狱里待了二十多年后，终于被释放了，住到上海他儿子家中。自王先生夫妇在1955年被捕，我有30多年没有见过他们了。1956年我被释放后，经常被叫到派出所学习汇报自己的思想行动，因此绝不敢到北京去看望他们。后来他们第二次被捕，我又参加劳改，直到1987年我平反了，才在第二年和妻子一起去上海看望王先生和王太太，因此也就了解到一些他们晚年事奉的情况。

四、他们晚年的事奉

那时候王先生王太太两人双目都失明了。我们之前曾写了封信说要过去看他们，所以一进门，服事的弟兄姊妹一说我们是从天津来的，两位老人就问是不是云波和耀轩啊？我们紧紧抓住两位老人的手，眼里含着泪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我们在那里住了10天，那时候国内国外去看王先生王太太的人很多，几乎天天都有人去。好多信徒从河南、安徽、浙江、北京、香港、新加坡、日本、美国等地到上海去看望他们。正如饶孝辑牧师所说﹕“他们两位坐在那里不说话就是见证。”王先生多年深陷牢狱，毫无权势、地位、钱财，晚年却有这么多人去看望他，这让我更清楚了一个道理﹕人原来不在于权势钱财地位，而在乎在神面前的心志──这是王明道先生在监狱里前后23年，为神所作的见证。

有一天，天气晴朗。王先生、王太太、耀轩和我一起坐着说话。王先生忽然说了一句﹕“云波比以前胖了。”我想不到三十多年没见了，王先生在阳光下还能看出我的面部轮廓来，非常高兴，急忙站起来跑过去，抓住他的胳臂说﹕“没想到您还能记得我三十多年前的样子。”我说着说着直想流泪。王先生说﹕“这是借着点阳光，不然什么都看不清了。”耀轩问王太太说﹕“婶呢？”王太太说﹕“只能看见点人影子，别的都看不见了。”他们的儿子王天铎还在上班，经常东奔西走，所以王先生幽默地说﹕“我们三个都是盲(忙)人。”其实我觉得他们两位老人，虽然是盲人，也是忙人。他们从早到晚要接待四面八方来的客人，而王太太也像以前一样，手里闲不住，一面和我们说着话，一边给新印的诗歌本包书皮。那时候武康路（王先生王太太在上海的居所）每礼拜日已经有聚会，聚会用的上百本诗歌本的书皮，都是她摸索着包上的。王太太从来没有因为失明觉得不方便，也从来没有向神求告眼睛能看见，我相信神的使女真是凡事顺服神的。

王太太不包书皮就织毛衣，织了毛衣还是送给弟兄姐妹。后来我们离开上海回到天津，王太太托人带一条毛裤给我们，让我们春节前一定送去给北京的一个老大哥。这个老大哥一度软弱过，据说他曾把一些弟兄姐妹们的情况介绍出去，所以有人说他是卖主卖友的犹大。我和妻子相信他过去是真信主的，虽然很多人认为他做了对不起弟兄姊妹的事、加重了弟兄姐妹的苦难，但是我和耀轩想，他自己本身也一定受了不少的苦，所以我们曾一再去看过这位老大哥，终于他也得到了众多弟兄姊妹们的认同和接纳。1988年冬天，我们再去看望他，我把毛裤拿出来，说﹕“这是一位主内的长者，双目已经失明了，特意织的一条毛裤，嘱咐我们在节前送来”。我们故意没提婶的名字，但那个老大哥却说﹕“我知道这是谁织的。”他含着眼泪把毛裤接受下来。

我们在上海王先生家住了大约十天，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去看望了一个慕道的老校友，其它的时间都是陪着两位老人谈话，因为我们实在珍惜这段难得的机会。王先生的体质已经很弱了，走路得用助行器。但他总想要求平反，甚至提到这个事都觉得很气愤。王太太曾多次劝阻过他，我也劝王先生说﹕“叔叔，您何必要求平反呢，伸冤在主，主必报应。为什么您一定要自己伸冤呢？”

王先生说﹕“我连累的人太多了，因为我的缘故有很多人吃了很大的苦。”

我说﹕“什么叫连累？有些人是跟着神走的，您为主受了苦，他们也为主受了苦，必然有神恩待眷顾他们，您何必担这个心呢？有些人不是跟着神走，是跟着人走，他若因此受了苦那是活该。叔叔您何必负这个责任？”

我作为一个晚辈实在不应该说得那么直率，可是我觉得在上海的时间不会太多，该说的就说吧。当时王先生没说话，王太太在旁边倒是劝他﹕“云波说的这些话不是没有道理啊。”

我就接着劝﹕“有的时候您总是为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而生气，圣经上说，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您别再想平反这些事，也别再为这些事生气了，这样对您自己不一定合适，对神的事工也没有益处。”

当时王先生不置可否，我就继续说﹕“叔叔，您被捕以前我们这些年轻人也有责任。”

王先生听了很不解，问我﹕“你们有什么责任？”

我说﹕“我们这些年轻人当年应当对您有所劝告，在论争的时候注意方式、语言，对可能的苦难应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但是那时候我不但不劝您准备迎接苦难，反而向婶说﹕既然报上都说您遭难是帝国主义造谣，那就不会对您有什么动作了。我被捕后曾经主动向政府交待过这件事，承认对您反三自是有影响的。您为什么总想是您连累了我们呢？那时候我住在您那里，看到您很忙很累，灵修祷告的时间少了。我有一两次想和您说，但就是不敢说，因为我觉得自己太不配了。但是多少年后，我才察觉到，正是因为您那个时候祷告比较少，所以被捕的那天晚上，才会惊慌失措的。另外，我们这些年轻人那时候把叔叔举得太高了，觉得叔叔说得绝对没有错，叔叔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听，让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经过几十年的磨炼，我悟出一点道理来，就是﹕众人高举一人，对‘众人’和‘一人’都没有什么好处。所以我觉得您被捕我们这些年轻人也有责任。”那一次王先生和王太太都没有说什么。

晚年时的王先生仍是那样刚正不阿、是非分明、直言不讳。

1988年春天，一位举世闻名的布道家被丁光训邀请先去了三自会讲道,又到上海来突然拜访了王先生。王先生亲自对我说，他对这位布道家的这种做法很不满意，曾当面指出他去三自的危害性(但是这一重要的讲话内容，却在这位布道家的自传中被轻描淡写地略去了)。之前这位布道家托人告诉王先生他来访的愿望时，王先生明确答复说: “你若来看我，就先不要去三自。你若去了三自，就不要看我来了。”但那位先生并没重视，仍是先到北京和丁光训握手谈话，又到崇文门三自会礼拜堂去讲了一篇道。他那篇讲道无形中起了一个作用:这位鼎鼎大名的布道家都可以和丁光训握手谈道，你们这些家庭教会的无名小传道，为什么不能和丁光训合作？有人甚至因此推论说：可见中国家庭教会不参加三自不是信仰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大概这位先生也没有料想到，他和丁光训的会晤，是间接地给中国家庭教会定了政治罪名。我个人认为，如果有人能直接向这位先生建言，只要他说一句实话﹕“丁光训不是真基督徒。”这对神的教会(包括中国的家庭教会)是一种理当的明确的忠心表示。对他本人，既可以挽回他先前的失误，更会令人对他改观而称赞他的晚节。

1989年3月29日是王太太的八十寿辰。那一年也是她和王先生结婚后共同事主六十周年。我和耀轩一直不知道怎样祝贺他们。后来在3月27日清晨祷告的时候，忽然想到他们结婚前就是王先生讲道，王太太(那时她叫刘景文)弹琴，成婚后在北京基督徒会堂也是如此配搭同工，大蒙恩典。被捕后分隔两地的漫漫时日，想必他们也会互相思念一起事奉时的美好景象。直至到了晚年，两个人双目失明了，在聚会时仍旧坚持讲道弹琴的事奉。所以我那天祷告后，很快地得到了一首诗，及时地寄给了他们。诗歌名叫《主道仍然放光芒》。可以用《何等恩友慈仁救主》的曲调歌唱，因为王太太说她很喜欢这首诗。所以现在也把这首诗录在下面﹕

1）琴声悠扬歌声嘹亮，施恩座前同歌唱。

      神的作为实在奇妙，远超所求和所想。

      当年因信随主引领，离别父家到远方。

      熬炼造就都是祝福，心在草地溪水旁。

2)  琴声悠扬歌声嘹亮，施恩座前常歌唱。

      神的应许不会落空，一粒麦子收满仓。     

      随从神仆多历艰险，与主同舟迎风浪。

      天上星笑海边沙暖，蒙恩圣徒满会堂。

3)  琴声若闻歌声未忘，口虽无言心歌唱。

      神的道路高过人意，行过方知主恩长。

      陪同主仆同走天路，苦杯同尝难同当。

      同心同步共同仰望，沙仑玫瑰常放香。

4)  如今八旬虽已目盲，歌声依旧琴悠扬。

      双手为主作工不息，眼前虽暗心明亮。

      字迹不清何等有力，步履艰难何刚强？!

      静坐主前便是见证，主道仍然放光芒!

以后我们在天津听说，王先生的身体越来越差了，但是向主仍是一片忠心。1991年7月底，王先生去世前几天已经意识昏迷了。那时我因咯血也正病重在医院里，虽然心里很难过，但实在没有办法去看他们，只能打电话给王太太问候他们。

我说﹕“婶啊，我们不能够去看望叔叔，只能祷告神，希望叔叔能够在神面前安心，靠主喜乐得安慰。”

王太太说﹕“你的话我尽量在他耳边告诉他，但他能不能听见，就不知道了。”

后来陈本伟弟兄写信告诉我说﹕

王先生去世那一天正是礼拜日早晨，弟兄姐妹们正聚集在王先生的小客厅里敬拜神，大家按着次序每人一节地读圣经，当读到列王纪下第四章第八节﹕“妇人对丈夫说，我看出那常从我们门前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这时王先生突然呼吸急促起来，大家就停止读经而共同祷告，王先生就是在大家的祷告中离开了世界，回到天家的。

王太太去世以前，眼睛被医治复明了，她眼睛不方便时还给我和耀轩写了几十封信（这些信的原件到现在还珍藏在我手边），此时和我们更是常有通信来往。1988年我拜访王先生期间，他曾提出来叫我写他后半生的传记。我经过一天的祷告，对王先生说﹕我不配写。而且那时国内环境还不像现在这样开放，我就建议叔叔找海外的人写。后来王长新兄执笔写出了《又四十年》，我相信将来书写近代中国教会史的时候，这一定是一本重要的资料。我也曾劝王太太写一写她的经历作为属灵的财富留给后人。但她在电话中说她自己没什么可写的，只是在最后的一封信中写了一些属灵的感受。现在把她的部分手迹附录在本文的后面，作为对她的追思和怀念。

1992年4月16号下午，我和耀轩给王太太打电话，原本只是想问候她，没想到她向我们问了许多许多弟兄姊妹们的情况，她一边问一边咳嗽，大概足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一再劝她休息一下，下次再谈，可是她仍旧坚持问，直到实在咳得太重了，才勉强停了下来。当时我们只知道她有病，但不知道病得那么重。四月十八号我们接到了上海的电报，说在我们打电话后的当天晚上，王太太病情加重，送到医院后就昏迷了，于当日清晨离世了。她在电话中对弟兄姐姊的关切之情，竟是王太太留给我们的最后的形象。

末后的话

写到这里，这篇小文应该结束了，但总觉得意犹未尽，在此还想讲讲1988年时在王先生家中发生的一件事。那一次有三个美国信徒到了王明道先生那里，提了三个要求﹕第一，请讲一讲中国信徒受了哪些苦难？第二，请说明一下，中国信徒受了这么多苦难为什么还要  传道呢？第三，我们可不可以给你们录像，让美国人看到后会受感动，好激励他们向神的心？

对这三个要求，当时王先生王太太和我们这些晚辈们都不肯答应，场面很冷落、很尴尬，对人家远道而来的客人似乎有些不礼貌。王先生和王太太年事已高，有时候就常让我替他们回答一些来访者的问题。(参见《受伤的勇士》一书)我当时一看，周围的人除了王先生王太太以外，又只有我年纪大些，因此我就只好暗暗地祷告，求神给我智慧来回答这些问题。我说﹕

“当年彼得、保罗、约翰都为主受了很多的苦，有许多的难处，但在他们的书信里很少提到他们所经受的苦难。都是正面的劝告教导信徒，你们为什么到了中国来不问中国信徒属灵的领受、对于圣经的一些看见、对教会事工的看法，怎么专问中国信徒受的苦难呢？我觉得没有必要来回答第一个问题。

“你们的第二个问题，我们同工们没有讨论研究过，我不会像美国的一些牧师们那么会分析讲论，有条有理地说明﹕受了苦还要传道的第一条原因是什么，第二条原因是什么，我说不上一二三四来。我个人觉得只有一点，那就是主为我们死了，我们就应当为主活着。”

第三个问题，我觉得挺难回答，简短地祷告以后我就说﹕“美国有那么多的神学家，写了那么多关于耶稣基督生平的书。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形象，应当是像‘活画在加拉太人面前一样’，活画在你们美国人面前的。若是他手上的钉痕，肋旁的枪伤以及那里流出来的宝血尚且不能感动你们美国信徒的话，我不相信中国信徒的苦难可以感动你们美国信徒。”说到那里我自己也很受感动。

中国教会前一代的人们都走了。我们这一代的人们，也走的走了，老的老了。而中国教会的使命已经越来越重了。所以我只有祷告神，求神兴起众多的中、青年一代的圣徒们来，从前一代见证人的经历中学会应当如何柔和谦卑，学会应当如何靠主刚强，为主打那美好的仗，奔跑当跑的路，要为主作出比我们这一代的人更多的工作。我相信这绝不是我一个人的祷望，而是我们这一代中许多人的祷望!

这些话，就算作对这篇小文的一个总结吧!

附录一﹕王太太最后一封信的内容

云波耀轩﹕

快信正好29号(作者注﹕3月29日是王太太的生日)到。早晨8﹕23分XX来电话，XXX也讲了话，晚间又收到她们的卡片。第二天清晨又来电话，续29日的再谈。XX因上班，没在。按国内日期，她老妈妈正晚叔三天安睡的。他们为老人止息肉身的苦楚而安息得安慰，但不能不伤感，因为老人不在了，我则毫不伤感。他的骨灰盒仍在他天天坐的地方，只是挪开了大藤椅，换上小茶几就是。无声无息，因此并不像是失掉了他。每主日仍是没讲道的，一次一篇（读）他过去写的文章。不知不觉已经八个月了。还有几个八个月好等？日子飞快，我们寄居的日子也就到头了!只像时间过得快，不够用的。觉可不能不睡，也多拖拖拉拉浪费光阴。

我的过去只是仰望主引领，自己一步步的放心迈步。颂主诗歌165首—“范我步履，不求能见远景，唯求主恩一步一步引领”—使我一生心灵得安息，一切的遭遇没有不经过主的许可的。我姆妈常念叨﹕“天父不许，祸患不能临到”，福气也是这样，没有什么可怨天，也不能“尤人”。临到自己都是一样样一件件的试验熬炼，除尽渣滓，坚强信心，增加认识明白主的作为。多清楚自己的本相和愚昧，更深刻的抓住主，记得有一天发出这样的呼求﹕“不求主改变我的环境，唯求主赐我得胜环境的力量!”多看到主的恩典，轻看环境中所遇到的难处，想到被挂在木头上的主，就减轻了自己的负担。多少古信徒的心声借着所写的诗歌，带领着自己度过了一生的年月。诗歌里唱出了自己的失败和主浩大的救恩。这两天我正想到在极重的试炼能有出人意外的平安，实在不是出于自己，是天父的厚恩。每想到颂主诗歌178首的头四个字(注﹕似乎应是头五个字)“我乃属耶稣”，心中满得力量，因为知道自己的身份，是实属主的。(那副歌是“亲之近之”)，因此我说基督徒若没有诗歌可唱，怎么办。这是给我们的特恩。……

你们俩个别过于劳累，休息时必须放下一切，踏踏实实躺下。……

祝主佑平安！

　　　　　　　　　　　                                                                                            景文　92, 4, 1

（注﹕这是婶给我们的最后一信，４月１６日下午又通了最后一次电话，略见上述本文内。不赘。）

边云波  中国大陆传道人，诗歌“献给无名的传道人”作者，现居美国。

恩雨      中国大陆基督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