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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运动已实行五十多年，中国教会已经实现了“自治，自养，自传”的初步目标。现在还来谈其历史背景有何必要？我们举办这个研讨会主要着眼于从回顾历史吸取教训，用以指导我们如何以史为鉴，来办好今后的中国教会。它既有学术意义，也有现实意义。

主要教训有四条：

１.教会必须由本国信徒独立自主地来办，教会的主权必须掌握在本国有爱国爱教觉悟的信徒手中，这个教会才不至被外国势力所利用。

在传教运动开展的时期，派出传教士的教会都是他们的信徒自己在办，不存在主权问题。而接受传教的地区过去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教会又由外国差会设立，以致出现了主权不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情况。当殖民地纷纷独立时，这些地区的教会也理所当然地要求收回教权，独立自办。他们的努力是民族独立的组成部分。

今天，世界日益趋向全球化，要求坚持自主的国家常被称之为民族主义，认为已不合时宜。我们认为，全球化并没有取消各国家、民族之间的利益矛盾，有时还加剧了这类矛盾。联邦德国前总统施密特就曾说，“全球化使各国z /-府和议会的主权遭到削弱”，“明显地导致各国z /-府的经济权限的削弱”。我们追求的是和谐的世界，各国、各民族和平共处，能够妥善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而非借全球化来干涉别国的内政，损害其主权。要求国家主权独立，只要不损害别国的利益，就是天经地义的平等要求，与狭隘的民族主义不沾边。

从基督教的神学来说，教会是古今中外所有信神的基督徒的团契。因此它具有普世性。但具体的有形的教会，又是处在各国各地，信徒有不同的国籍，有不同的民族利益。教会的地方性也是完全实际的。今天，我们仍注重教会的普世性，它的现实意义是我们不能闭关自守，需要与别国的教会有交流，学习国际上各教会一切有益的经验，也探讨共同关心的问题。但决不能借口普世性抹杀教会的地方性，损害教会在具体国家内的主权。如果教会失去自己的主权，那就等于回到传教运动时期的老路，做外国教会的附庸。更严重的是，教会可能重新被外国势力利用来危害本国人民，与本国人民离心离德。这对国家、对教会都是个大灾难。

中国已经独立自主并且日益强大。中国的基督教也已经把主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十九世纪传教运动的情景不可能重演。但是令我们不安的是，那种企图以传教来“占领中国”的旧的宣教观仍在起作用。外国仍有反华势力利用基督教的宣教以实现“大使命”为名，在我国进行渗透活动。当前，在国外策划，并受外国反华势力支持的教会势力正在我国加强活动，既包括秘密传教活动；也包括利用合法身份从人力、经济、出版等多方面来扩大影响。无论是隐蔽的还是利用合法的行为，目的都是要控制我国教会，去按境外势力的意志行事，甚至把基督教引向与社会，与z /-府管理相对立的途径。这对我们是一场严峻的挑战。

2.从宗教属文化领域的意义来说，基督教必须大力进行神学思想建设，使我国的基督教神学与中国的先进文化相结合，在我国的和谐文化中发挥积极作用。

传教运动对中国基督教的伤害，除使中国基督教丧失主权以外，就是在思想上，包括神学思想上大量散布脱离现实，脱离本国人民的意识。今天中国基督教在文化方面面临着两方面的困难。一是从教内来说，我国的神学思想大多因袭西方比较保守的思想，如强调世界没有希望、理性与信仰分离、灵性与现实生活分离、强调末世论等消极内容，使信徒不容易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二是对社会而言，教会只注重个人得救，对社会发展、社会正义、社会服务采取漠然态度，特别是强调基督教的排他性，不尊重他人的信仰，把不信基督教的人都视为另类，影响团结。近几年来，基督教内进行的神学思想建设正在努力改变这些意识。但在基层，旧的思想影响仍不同程度地存在。

当前，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基督教有更大的空间在我们的国家与社会中发挥作用。党和国家鼓励宗教“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现在国内外也都有人迫切希望基督教在我国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的确应该努力发挥作用，问题在于发挥怎样的作用。有外国友人说，基督教来自西方，可以帮助中国社会更好地实现民zh u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他是想把西方经济、民zh u以及政zh i的理念借“基督教”在中国一揽子进行推广。这显然不是我国和谐文化的要求。

基督教长期在欧洲发展，与西方文化有紧密的结合，这是事实。然而基督教毕竟是普世性的宗教信仰，不能等同于西方文化。正如一百多年前，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中国基督徒陈梦南所说的，“这道（基督教）既是天道，在外国是外国的，在中国即是中国的”。基督教来到中国，应该在中国文化中生根。吴耀宗先生曾经说“中国的信徒就必须自己去发掘耶稣的福音的宝藏，摆脱西方神学的羁绊，清算逃避现实的思想，创造中国信徒自己的神学系统”。我们需要把西方意识中不利于我国和谐社会发展的内容从神学思想中剥离出来，构建我国教会自己的神学思想体系，而不是把基督教等同于西方文化。

我们不是文化上的排他主义，西方文化中有许多对我们有益的内容，应该学习。问题是我们需要根据自己的需要予以分辨，吸收什么，扬弃什么，而不是“全盘采取”的“拿来主义”。例如，根据和谐文化的要求，当前首先要促进团结，包括基督教内部，基督徒与不信宗教的人，基督徒与信其他宗教的人之间的团结。西方各宗教之间已开展“对话”，我国也可尝试进行。它不仅符合国家、人民的利益，也符合教会本身的利益。它能使教会学习尊重不同的宗教信仰，也明确自己的定位，看到自己的优缺点，从而加强自身建设。

3.基督教应该传扬的是“和平的福音”。传教的手段决不能与福音的内容相违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