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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教运动对中国教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由于传教运动被殖民zh u义利用，它对中国教会带来的负面影响相当严重：

1.中国教会是外国差会的传教区，正如1907年举行的在华传教100周年大会决议中所使用的名词，是“在中国的教会”，而不是真正的中国教会。1922年举行基督教全国大会时，我国著名基督教领袖诚静怡就说，“现在的教会还是在外国人管教之下的”。中国教会并没有自己的主权。当时中国基督教内宗派林立，每个宗派还根据不同的国家，分成不同的差会，如圣公会就有英、美、加三个国家的差会，在英国又有两个差会。在美国的浸信会由于南北战争分成南浸会和北浸会，这些差会在我国不同的地区工作，划分不同的势力范围。中国的各教会分属不同的“母会”，其情形与旧日的租界相似。为了应付我国的民族觉醒，教内要求自立的呼声高涨，有的外国差会也曾统一步调，重新组织，并冠以“中华”的名称。如1912年圣公会便改名为中华圣公会，但大权仍然掌握在外国差会手中。1918-1949年，共祝圣了14位中国主教，其中9人只是副主教。直至1947年，主教院的主席才改由中国人担任。

2.保守的神学思想使中国信徒认为自己只是“天国”的子民，和外国基督徒是“弟兄姊妹”，而不信基督教的本国同胞却被看为“外邦人”，造成基督徒与本国人民的疏离。过去常说“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这句话严格地说并不确切，因为中国基督徒并没有都丧失爱国心，有的还有很英勇的爱国表现。但是这句话的产生还是有其普遍的依据。从宽容条款造成的“国中之国”，到外国军队入侵时，中国基督徒竟站在侵略国一边，这是何等悲哀的事。

3.把西方文化等同于基督教文化，以此来“占领中国”，改造中国文化。1922年外国差会支持出版的一本中国教会调查，中文书名是《中华归主》，英文名称就是“基督教占领中国”（ChristianOccupationofChina）。如此居高临下、强占性的语言，自然会激起爱国的中国人民的反感。

我们对于福音传入中国是充满感恩的，是感谢神的大恩，因为宣教乃是“上帝的宣教”，是上帝的使命。任何教会只是参与，而不是把传教用来宣传某个教会，甚至个人。一切恩典都是来自上帝。真正为福音的传扬而考虑的人，应该把一切荣耀归给上帝，并且不断反思，是否由于人的亏欠，遮蔽了福音的光辉。西方有的传教士也的确这样做了，如英国传教士裴大卫（DavidMacdonaldPaton）于1953年所著的《基督教传教运动与上帝的审判》一书，1994年还在美国再版。丁光训主教称赞作者提出了“先知式的远象”，“对一个新的传教学的产生和成长起了极好的作用。”我们愿意与西方教会人士一同寻求如何在圣灵的带领下，做好在各地传扬福音的工作。

对于传教运动也带来了西方先进文化、科技和有益的文明，在这个意义上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我们当然不能抹杀。直到今天我们仍需要学习境外一切有益的知识和技术。但我们也需看到当时他们办文化事业的动机：

①配合传教。教会学校都开设宗教教义课程，劝导学生信教。文化事业是传教活动的组成部分。

②培养能为他们服务的人才，包括直接为教会工作的人才，也包括在社会上服务，但能起有利于他们的作用的人才。按照美国传教士狄考文（CalrinW.Mateer）的说法，这比传教更重要。他说，“真正的基督教学校，其作用并不在单纯地教授宗教，从而使学生受洗入教。他们看得更远，他们要进一步给皈依的学生们知识和道德方面的训练，使之成为社会上及教会中有势力的人物，成为一般人民之导师和领袖。”英国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说得更透彻。他在1899年给上海英国总领事布仁南的信中说：“成千上万的大学生在这些（美国）学校读书，其中许多人要在中国z /-府中占领导地位……掌握了这些机关和中国宗教界领袖，我们就抓住了中国的脑袋和脊梁。”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主张，甚至反对学生去参加反帝爱国活动。至于在这些文化事业中也产生了一些对国家民族有贡献的人才，主要是出于这些人在本国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严酷事实面前，受本身的爱国主义良心所驱使，未必完全符合创办者的初衷。

③用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占领中国。如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斯（EdmondJ.James）在1906年给罗斯福总统的备忘录中所说，“为了扩张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一些钱，即使从物质意义上来说也能够比用别的方法收获得更多。”教会学校等文化事业对中国有其贡献，但许多贡献在当时是以牺牲我国国家利益、民族文化为代价，而这个代价相当沉重。中国基督教作为当事人，对这些事有切身的体验，看得很重，认为它们是起主导作用的因素。

由于十九世纪末不平等条约造成对中国人民的伤害，教案迭起，中国人民在义和团运动中掀起了反帝也反教的浪潮。在当时的情况下，主张反帝的中国人民是不可能将被利用的基督教与外国殖民势力完全区别开来的，何况有些中国信徒又因所受的错误神学思想的影响，错误地站在外国传教士一边，他们成为尖锐对抗中的牺牲品，是一场历史悲剧。我们很感痛心。二十世纪的非基督教运动，其实质是爱国的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非基”实为“反帝”，可是基督教却首当其冲，受到很大冲击。

历史上的自立运动、本色化的努力，都是由于爱国的基督徒看到传教运动的确被殖民zh u义利用，危害了国家，也影响了中国基督教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由中国基督徒自己起来解决这个历史任务。然而，由于当时中国是帝国主义压迫下的殖民地，自立运动一直在“洋教”压迫下挣扎，并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至于本色教会的构想，由于教会总体上未曾脱离差会的控制，虽在神学思想、教会音乐、艺术、教堂建筑风格的中国化等方面有所改进，但基本要求未能实现。

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家独立了。中国基督教也有了最好的条件来建设中国自己的教会。三自爱国运动的发起顺应历史的必然，成立以来，改变了“洋教”的面貌，中国基督徒在最近五十多年内的发展超过差会传教一百多年的成果，不仅信徒人数大增（即使按不完全统计1600万计算，是1949年70万的20倍以上），而且打破了宗派的隔阂，进入后宗派时期，团结一致，爱国爱教，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更可贵的是，中国社会对基督教的观感已经基本改变，接纳我们成为中国人自办的基督教，更多知识分子，青年人自愿进入教堂接受基督教的信仰。这使基督教的发展前景非常令人鼓舞。

四、中国教会应该吸取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