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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五岁多那年,我和哥哥从山上抓到一只迷路的小羊,把它带回来,喂它吃草它不吃,我就把它吊在铁丝上,用砍柴刀把它砍死了,然后丢到山沟里。有一次我妈妈带我到医院,看望一个“眼镜”叔叔,他被打得很厉害,妈妈说他被人从车上丢下来,打一顿,又丢上车,然后又丢下来。我们看望他的时候,他看着我们的时候那种可怜巴巴的样子,很奇怪。后来不知他怎么样了,但是当我砍死那只小羊的时候,那只小羊的眼睛就像他的眼睛。信主后,我想起那只小羊来,就为它伤心。现在我看见人对弱小者有凶暴的言语或者行为,或是体察到自己有这样的行为与言语的时候,心里就难过。
还有一次,我和哥哥在树上捉到一窝小鸟,我们把小鸟一只一只地丢在天上,然后用一颗缝衣针接住,把它们扎死了,母鸟在树上叫个不停。多年以后我长大,回忆起来,我就知道自己是一个狠心的人。我读大学时有一次回家过春假,因为一点小事,就赌气不吃爸爸妈妈精心准备了好长时间的年饭,把爸爸气得掉眼泪。从这件事上,我知道我的反叛性格很强烈,到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已经跟父亲说,“我是个无君无父不忠不义的人,我为此很骄傲。”当然,说这样话时良心感到不安,但绝不嘴软。有时梦见父亲严厉地责备我,醒过来就睡不着了。
十三岁时被作为优秀学生“发展”成了“共青团员”,有一次发奖大会之前,我去偷东西被抓住。我家住在学校对面的山上,那时我家很穷,过年的压岁钱也不过五角钱(那时一个人工资大约五十块),所以买不起鞭炮,我和弟弟很早就卖牙膏皮攒钱买鞭炮。我爸爸的单位有一个车队,那天我听说可以偷旧散热器去卖,一想好主意,就趁中午去了。看看没人,抓起一个就往外跑,跑到树林里才发现后面跟来几个小孩,他们大叫,我就丢?耸|西跑掉。后来我就坐在山脚下苦恼:我这样一个好学生,做这样的丑事被抓到,怎么有脸见人?对面山腰上的喇叭响起来,我就满心灰暗地去领奖。领奖下来之后,高年级的团支书在我经过她的时候,大声说:“这是我一手发展起来的初三年级的团员。”从此后,我开始想,好人无非是做坏事还没有被抓到,或者是被抓到但没有公开而已。
从前,我像其它罪人一样,虽然常常受良心的责备,但更多的时候是觉得自己了不起,自己比别人好,或者可以比别人更高明,十分骄傲。我历来有做事情不顾前后的习惯,自己喜欢的事就全力投入,什么都不管。我十六岁上大学时第一次见到足球比赛就爱上了,不读书,没命地踢球,到了三年级时我已经进入云南大学校队,是技术最差,又最拼命的助攻边后卫。我们队当年夺得省里的高校冠军,我也有些功劳。后来我在单位上带着球队出去打球时,喜欢对手比我们强,这样我可以连骂带打带玩命地领我们队战胜对手。记得大学毕业时,鉴定上说我“富于进取,勇于开拓”,觉得说得不错。九二年时全国响应邓小平的号召“下海经商”,我发现在科研单位太穷,连刚生的儿子的医药费都付不起,忍不住拍案而起,去单位上申请创办“昆明生物电子技术公司”。单位只
能投很少的钱,我就带着三个同事先去批发商场倒出一些百货到处摆地摊,看看我们有没有勇气“下海”创业。后来我们公司办起来了,全靠努力工作,还红火了一阵。
八九年的风波使我异常愤怒,觉得国家要败在坏人的手里,觉得除非像我们这样有理想有新知识的人管理国家、实现民主(其实并不懂什么是民主),国家就好不了。那时我对自己的本质认识还不清楚,以为自己是一个有理想的正直人,虽然因六四经历了一次明显的道德的破产,仍然没有觉悟。事情是这样的:六四之前我在昆明,等候农业部公派到美(类似“访问学者”级的劳务输出)的签证,后来有人告密我有过激言行,被单位发加急电报到北京去收缴了我的护照。由于关键物证被及时销毁,公安局取不到物证,云南省负责清算的工作委员会决定只需写检查就可过关。抵抗了几个月之后,我写了检查,“承认”自己“被坏人(如美国之音)误导,其实北京的平暴是正确的”云云。那时我刚刚二十四岁,就在道德与人格上经历如此深刻的破产,心灵深处开始出现一种躁动,急于要找一条人生的出路,证明自己。当时出国的路并不通,如1990年申请到加拿大约克大学读数学博士,已被录取并获全额奖学金,但因无法取得护照而不能成行。这样被政府有一定程度的“另类”对待,反而使我在心里面产生了一种“当烈士”的骄傲,再次蒙蔽了自己已经完全破产的事实。
但是1992年,我一进入商业领域之后,很快就变了:做假、贿赂、拉人下水、撒谎、使手段彼此算计,真是无所不为,做了不少违法的事,什么都敢做。我有时心里惊叹自己居然会那么邪恶,短短的时间里,我学会了认识和利用别人的弱点,会勾引人,也清楚地看见原来人人都可以拖下水的,发现许多我从前尊敬的人,其实都站在水里,我就大笑,看见大家都是坏人,反而感到对前途很有信心。于是我的目标变得很简单,挣钱发达,对伙伴公正就行。不久前还以为自己忧国忧民、光明正大,现在却知道自己是贪婪和冷酷的。那时,对自己如果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话,那就是嫌自己还不够放得开,还不够坏。在这样的堕落下,做了许多对不起人的事。
感谢神,他爱我,预先拣选我,保护我,没有让我在那迷失之地毁掉。所以很奇怪的,1993年年底的一天,我在昆明的街上听到路边的小店里传出歌声“千万里,我追寻着你……”时,突然好受感动,我呆呆站在那里,脚上没有力气再往前走,似乎心都化掉了,心里涌起一种压不住的冲动要出国去,觉得现在是时候了,就捡起英文书,考试,写信,东奔西走疏通关系,终于在1994年底感恩节到了美国。上飞机的时候,我心里一遍遍地说:别了,我不再回来,我要开始一个新的生活。这时,斯巴达三百勇士纪念碑上话,在我心里面活起来:“行人,请向斯巴达人通报我们的永逝,为了祖国的利益,我们战死在这里。”我就想,为了寻找生命真实的意义,为了我的家族将来有一个落脚生长的地方,我也要战死在拓荒的大草原上了。当我第一次见到自由女神塑像的时候,心里何等感慨充满希望,但神现在改变了我,使我盼望能早日重新回到中国,在主耶稣基督的福音里与父老乡亲在一起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