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作品中的基督教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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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原名管谟业，生于山东高密县。1980年代中以乡土作品崛起，作品文本叙述天马行空，行文不羁极富张力，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用魔幻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作品有《透明的红萝卜》、《红高梁家族》、《食草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蛙》等。1988年，《红高粱家族》被张艺谋改编成的电影《红高粱》获第38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1997年 以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夺得中国有史以来最高额的“大家文学奖”；2011年，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把自己当个罪人写

莫言说，“我不是基督徒，但我对人类的前途满怀着忧虑，我盼望自己的灵魂能够得到救赎。”“我希望用自己的书表现出一种寻求救赎的意识”。罪性意识、忏悔意识、救赎意识成了莫言一些作品的创作动机。

创作的过程也是文学觉悟、思想觉悟的过程。文革期间文学作品描写的坏人绝对是坏得一无是处，不仅灵魂是坏的，连外貌都是丑陋的。但是这跟真实的生活是不一样的。好人有坏的一面，坏人也有好的一面。历史上的一场巨大灾难发生的时候，实际上无论是施害者，还是受害者都负有责任，很多人实际上是被裹挟进去，为了保护自己，不得不违心地做了一些自己不愿意做的事。这是人的罪性，需要救赎。所以莫言“最开始的时候，是把好人当坏人写，后来是把坏人当好人写，然后到现在是把自己当个罪人写”。

莫言坦言，“我觉得如果一个作家不能进行深深的自我反思的话，那么他肯定不是一个宽容的作家”。“把每个人当人看，无论是所谓的好人，还是所谓的坏人，我都以同情的态度对待。不是把人美化成什么，也不是把人丑化成什么”。莫言就是这样一直站在人的立场，人的角度写作，一直是写人，描写了广泛意义上的人，这也使他的作品超越了地区、种族和族群的局限，成为“世界的莫言” 。

基督教的救赎意识与牺牲精神

1995年莫言创作的《丰乳肥臀》，他说，“你可以不看我所有的作品，但如果你要了解我，应该看我的《丰乳肥臀》。”从这部作品内含的基督教意识与精神资源，是解读作品思想的一个新角度。

小说中通过母亲上官鲁氏一生含辛茹苦抚育九个儿女，来表明人的生命具有无可争辩的意义以及母亲命运多舛从“原罪”走向“救赎”不断圆满的过程。作品表述，母亲的八个女儿都因各种原因死去，这是母亲犯了“不贞洁”之罪的结果，每一个孩子都是带着“原罪”出生的。只有母亲与瑞典籍传教士马洛亚，所生的上官金童活了下来，上官金童作为上官家族中的最后一人，在教堂里谋事，把自己献给上帝，生命得到救赎与圆满。莫言这样的叙述表达确实含有基督教的罪与救赎意识。当然还不是基督徒的莫言对原罪与救赎的理解也有偏差且有待深入。不过莫言以基督教意识来丰富创作和对整个文学的发展都是极有意义的,对于作家这样的努力我们也不能求全责备。

在《丰乳肥臀》中，莫言深情塑造了一位有着大地般慈母之爱的母亲形象。他希望这个母亲能代表天下的母亲，是歌颂一个母亲并企望能借此歌颂天下的母亲，并希望在追寻一下人类的根本外也用丰乳肥臀象征大地。

在母亲的一生里，她独自承受和消解苦难的现实：兵匪、战乱、流离、饥饿、病痛、凌辱、亲人死亡以及对独子的担心、焦虑，在一切的苦难里，她以伟大母性的大爱坚韧羽翼儿女，以善良无私的胸怀，一视同仁对待各个孙儿，对她来说，只要是鲜活的生命她就养育。母亲不仅爱自己的儿孙，也爱自己的仇人。被游街示众的她毫不犹豫地去营救曾扇过她耳光如今跳进池塘寻死的房石仙。母亲一生生育了七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每一个孩子的出生，都浸透了母亲的泪水和血水。每一个孩子的生命逝去，也流尽了母亲的泪水和血水。为了保护和拯救她的儿女，她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母亲上官鲁氏无怨无悔地牺牲自己，倾尽所有地奉献自己，这样的文学形象，极富基督的平等与博爱精神，宽恕与牺牲精神。陈独秀曾将基督教精神归纳为“崇高的牺牲精神、伟大的宽恕精神和平等的博爱精神。”莫言作品中的这个母亲形象几乎涵盖了陈所归纳的基督教精神的全部。

此外，作品中不时出现的上帝、耶稣、教堂、十字架、《圣经》、祷告、洗礼、教堂婚礼等形成作品浓郁的基督教氛围。作品内含丰富的基督教文化符号与基督教精神意识，与莫言文学世界的发源地，他的故乡的教堂与人文有关。

莫言的故乡高密东北乡是基督教种子最早在近代中国生根发芽的地方之一，莫言说他在创作《丰乳肥臀》时，去过两次村里的教堂，除此之外大门不出闭门创作。小说中的上官金童也去过两次教堂，在他走投无路时，投向了上帝的怀抱。莫言把这部作品奉为“我的‘东北高密乡’的‘圣经’。” 正如福克纳创造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约克纳帕特法县”一样，莫言也创造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高密县东北乡”，它不单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行政区域，更是是莫言在文学上“触手可及而又无比遥远的故乡”。

基督教的忏悔意识

不同于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基督教文化是罪感文化。因此基督教具有独特的忏悔意识。莫言作品《蛙》中的忏悔意识，除了来自于作家深刻的生命体验之外，我们可以较明显地看出受到了基督教文化的影响。

《蛙》主要讲述的是乡村医生“姑姑”的一生。她是计划生育的领导干部，她又是一个妇科医生。“姑姑”亲手接生过一万个婴儿，她听到了看到了产妇脸上欣慰的笑容，也亲手杀死两千八百个婴儿，她忘不了强行被送上手术台的违规怀孕产妇们的愤怒。姑姑在道德和规则之间徘徊，在“送子娘娘”和“杀人恶魔”之间挣扎 。“文革”结束后，“姑姑”也从疯狂中恢复了，首先她要面临着一个自我判断，我到底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我到底是个功臣还是个罪人？她一定也会为自己辩解，因为这是国家政策。但她作为一个妇科医生，作为一个女人，她作为一个人，她会感觉到这个理由很难说服自己。莫言说，“只有把人物放在这种尖锐的矛盾当中，才能够让人物灵魂深处的东西呈现出来”。所以计划生育这些事件都是为了这个文学目的服务的，把一个人或一群人、一代人的忏悔意识呈现出来。

“姑姑”在经历灵魂的煎熬和痛苦，那些在她手下被残害的一个个小生灵向她控诉控告。她的灵魂因为罪咎得不到安宁，特别是那些蛙声，似孩子们的哭叫向她讨债。因这灵魂里的痛苦，她走上了忏悔赎罪的道路。她用泥巴将那些因为计划生育政策被打掉的孩子们一个个捏出来，放在一个小黑屋中，她向他们忏悔，以求内心的安宁。可是这不过是一种自我欺骗。小说最后是让“姑姑”死而再生以获新生。

“《蛙》除了生育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很深的主题，就是悔罪。”忏悔意识是超越国家法律的一个心灵律，当人诚实地面对自己的灵魂，灵魂在圣洁的上帝面前真实坦露，就会看到自己的罪恶，就会生出责备与悔罪之心，任何人概莫能外。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过不悔有过不改，实为大过。每个人都应该有一本《忏悔录》，不是为谁而写，也不是做假意的道歉，而是仅仅诚实地面对自己，面对上帝。

“一切严肃的作品说到底必然都是自传性质的，而且一个人如果想要创造出任何一件具有真实价值的东西，他便必须使用他自己生活中的素材和经历”。莫言的这部小说里有一个人物叫蝌蚪，蝌蚪身上确实有很多作家个人的一些情感经历。莫言也说《蛙》是对自己过去的一个忏悔。

自从“官话和合本”圣经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中问世后，基督教圣经文体风格及基督教意识与精神资源对现当代中国文学建构起了重要作用。比如鲁迅、郑振铎、许地山、王统照、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田汉、冰心、闻一多、徐志摩、巴金、曹禺、蒋光慈、张资平、顾城、海子、北村、包括莫言，他们的文学作品都与基督教文化意识及精神资源有着不同程度的关联，以基督教的博爱思想、牺牲精神、人道精神、原罪批判、终极关怀、救赎色彩等塑造文学形象，反观和体认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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