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督教及其在当代中国的作用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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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美秀
　　自唐朝算起，基督宗教进入中国已有近1400年的历史，自英国人马礼逊1807年把基督教[①]带入中国大陆算起已有200年的历史。中国大陆学术界对基督教（新教）在中国大陆历史上的作用似乎已有一定的共识，即基督教是伴随着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运动进入中国的，它不仅为中国愿意接受基督信仰的人提供了个人救赎之道，而且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变迁中发挥了催化剂的作用。它在开拓和促进现代教育、医学、新闻、出版、慈善事业、戒毒工作，提高和改善妇女地位，开展妇女扫盲和妇女教育等诸多领域的工作尤其引人瞩目，值得肯定。然而，与基督教的历史作用和影响相比，它在当代中国的作用和影响却有所不同。本文将论证说明，它的作用主要是对个人的，而不是对社会的，它对社会的作用和影响是有限的；由于基督徒个人在社会中的作用，基督教对社会的影响和作用往往是间接的，虽然有时也会是直接的。

　　一

　　要讨论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的作用和影响，首先应该认识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的面貌和地位；其次要认识基督教对自我、对社会和对自我与社会关系的看法。在此基础上讨论基督教的社会作用和影响才是有意义的。

　　1.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宽松的社会环境和人民对宗教逐渐宽容的态度给各种宗教在中国大陆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基督教由此呈现出持续大幅增长的倾向。1949年中国大陆约有基督徒70至100万人，而今基督徒人数已经发展到1600万至7500万人，[②]有说法甚至声称有1亿人。另据中国基督教网站报道，目前“全国现已开放堂点近5万座，其中70％是新建的。信徒总数已逾1600万，其中农村信徒占70％强。全国目前有18所神学院、圣经学校”。[③]基督教在中国虽然理论上只有一个，可人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基督教会事实上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有内在凝聚力的整体。目前中国教会基本上存在三种形态，即教堂或固定聚会点形态、家庭聚会形态、三五成群零散的青年（打工族和知识界）团契形态。[④]这意味着中国大陆基督徒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变化。

　　众所周知，数年前人们常常可以听到这样一个流行的说法，即中国基督徒有四多：农民多、老人多、妇女多、文盲多。[⑤]这一现象从侧面说明了中国基督徒的社会边缘性，特别是中国教会难以吸纳青年人及知识分子的困境。而今，在一些大城市里，尤其是校园周边，基督徒青年团契的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当然，这些现象及其变化本身也与中国社会的改变密不可分。中国人口本来就是农村人口居多，农村基督徒相应地多是必然现象。最近几年，中国加入世贸、全球化讨论甚嚣尘上、互联网日益扩展、国内外籍人士日益增多，高等院校扩招、贫富差距扩大、就业压力增大、社会在越来越宽容的同时，社会中的不公正现象日益增多等等，等等，诸如此类，促使青年人面对社会剧变渴望找到有益于自己身心健康的精神家园、人生观和团体归属感，于是基督教就成为他们的选择之一。近年来，一些学者调查发现，一些大城市的大学里，约有2.6－7％的高校学生皈依了基督宗教，其中以接受基督教者居多，信仰天主教者占少数。[⑥]应该指出，“知识分子基督徒”作为一个群体的存在已是一个现实。[⑦]中国基督徒人口结构的这一改变是悄然进行的和区域性的，因此它并未改变中国基督徒人口的总体面貌。另外，由于这些大城市里受过高等教育的部分青年基督徒往往有自己的独立团契，因此他们与中国基督徒民众尤其是乡间大众基督徒是隔离的，所以这种悄然发生的基督徒人口结构的改变究竟能对基督教社会作用的产生发生何种影响迄今仍难以评估。

　　中国基督教一方面是中国五大合法宗教团体之一，另一方面它也是中国宗教少数派，是中国少数人的宗教信仰，再进一步说，其主体是生活在中国农村的普通民众，是普通老百姓的宗教信仰。可以说，这就是它在中国社会里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基本地位。

　　2.讨论中国基督教对自我、对社会、对自我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就是讨论所谓“神圣”与“世俗”或所谓“属灵”与“属世”的问题。这也是中国基督徒长期以来一直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根据金陵神学院陈永涛先生的观点，在处理神圣与世俗的关系问题上，长期以来，中国基督徒的态度有3种模式。其一，相当数量的在信仰上比较基要、保守的基督徒认为，基督教是神圣的，基督徒是为圣的，因此基督徒的使命是传福音，就是去救人的灵魂，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这些“神圣”的事情上。在他们看来，基督徒的使命是救人灵魂，而不是身体；是传福音，而不是服务社会。结果，接受这一模式的基督徒很容易将灵魂与身体、教会与社会、物质与灵魂等截然分开，甚至对立起来。这个模式背后的神学是以救赎为中心，忽视了上帝的创造，以至于把救赎与创造对立起来，从而使基督徒和教会脱离社会，逃避基督徒的社会责任，进而使教会自我边缘化，成为被社会忽视的群体，教会对社会也就失去了应有的作用和影响。这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极端模式。其二，另一种极端模式是，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基督徒，有比较自由的神学背景。他们视野开阔，看到教会的社会责任，认为基督教负有改造社会的责任，教会应该以救人的身体为先，但是由于过分强调教会的社会作用、强调教会的世俗功能，而忽视了教会的教会性。第三种模式是介于以上两种极端模式之间的中间模式，即以基督为中心，化“俗务”为“圣工”，在社会中彰现基督教“神圣性”的模式。这一模式强调“道成肉身”，上帝之子住在世人中间，重视圣灵不仅在教会内施行他的作为，而且圣灵充满整个世界和宇宙，这样就打破了“圣事”与“俗事”，教会与社会之间的截然对立，打破了上帝与世人及世界的截然对立，使神圣与世俗、教会与社会、福音与文化、灵性生活与世俗社会、服侍神与服侍人趋于统一。[⑧]陈先生指出，“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教会在知识层面上已经基本解决了神圣与世俗之间对立的问题。但在教会的具体情境中，神圣与世俗的问题，福音与文化的问题、教会与社会的问题等等，在某种程度上说，仍是困扰中国教会的问题。”[⑨]

　　陈先生的观点也得到教会体制外基督徒的佐证。例如，笔名基甸的“网上基督徒”在《基督徒知识份子在公共网路上的言说》一文中也谈到华人基督徒对基督徒是否应该参与社会和文化看法不一。华人基督徒普遍主张基督徒的最主要使命是福音使命，因而对文化使命有保守倾向和冷漠态度，对政治冷淡或反感。他劝告基督徒一方面不应忘记自己是旅途中的“过客”，基督徒的终极盼望和目标是在天上，但同时不应放弃自己的文化使命，要在文化领域“做光做盐”。[⑩]由此可见，在所谓神圣与世俗、福音与文化、教会与社会、教会和基督徒参与社会的问题上，中国基督徒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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