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的传道者：窄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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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快落山时，我发现路旁荒草中有座孤坟，孤零零的那么一个坟，上面有个十字架，那个圆的碑就在坟墓前边。当地人说这个西方宣教士在村里住了7年，1943年因病去世。那个传教士说，我愿意死在这个地方，埋在这个地方。无名的传道者常年在异国他乡的山野中，而神差遣来更多的无名传道者。

　　彝族人的生活很简单，吃很简单，几乎就是盐水泡饭，放一点辣椒水。去了那里我也没有说我有病，四面八方的人就来了。我讲，那个弟兄给我翻译，照明烧的是松树枝子，那天晚上聚会大概一百多人。聚会结束，人们打着火把离去，一边走，一边唱赞美诗，天上是满天的星斗，地上是遍地的火把，到处都是福音的歌声。我在主面前流泪，我说，主啊，但愿有一天我们中国的大地上也能够到处是福音的火把，到处都是福音的歌声。

　　1952年的一天，省报头版点名批判我，为了弟兄姐妹和教会的安全，我离开了云南。到北京后，我成为王明道先生的助手。1955年，王明道夫妇因着信仰被 b u入 y u，随后我和王先生的许多学生也相继被 b u。开门人家拿着手枪，伸手人家拿着手铐，咔咔两下，把我带走的时候，天还没有亮，是3月12号，是我31周岁的生日。每到主日我透过铁窗思念家中的聚会，就想外面的那几个弟兄姊妹他们该聚会了，我不由自主地就唱出一个传统的圣诗，只能够哼着调子。我没有想到后面不远处有一个人也哼这个调子，我回头一看那个老者，老人家50多岁了，背着手来回散着步，他看看我，我看看他，两个人是默然不语，心照不宣。唱了一会儿，我听见角上也有一个人在哼这个调子，就是那个40多岁的，我真感恩，在那个环境当中，还有三个人聚会。

　　关了半年多，我带着反g e命的帽子交由街道改造，那个年代反g e命分子比麻风病人还要恐怖，人人都躲得远远的。有位主内的姐妹竟然勇敢地走进了我的生活，我就给王太太写了信，我们在神面前，有王太太的印证，就定了婚约。

　　1957年夏季反右运动开始，我的姊妹对我说，会上会下，不要多讲。姊妹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侥幸没被打成Y p，但命令我与Y p一起去劳改，三五天内就得出发。这一走，到什么地方去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能不能回来也不知道，我们就在这两三天内结婚吧。风暴来临时，多少恩爱夫妻被迫分手，当听到一个反g e命要去劳改时，姊妹却主动要嫁给我，在那个年代需要多大的勇气。我对妻子说：你一生一世一辈子都会苦的。她说，我们就是苦一辈子也苦一块。结婚的时候借了一间房子，就有十来个人参加，大家小声地唱唱诗，一杯清茶，大概两块糖果这样的东西，姊妹给我买了一身新衣服，她自己是穿着带补丁的裤子，就这样结婚了。

　　反g e命发配劳改，亲友划清界限，没人敢去探监，姊妹是第一个去探望我们这些劳动改造的人，当时整个村子都轰动了。大饥荒降临，粮食是要凭粮票定量供应，我的母亲在城市没有户口，城市里没有户口，就没有口粮。那个时候母亲就是要回农村去，结果就是我家姊妹坚决反对。粮票在那个年代就是命根子，没有它，连种粮食的农民也要饿死。我的妻子把28斤粮食分成两半，娘吃14斤，我吃14斤，不让我把粮食给母亲，她自己要给老人家。
　　每次政zh i运动，我总是要拉出来先被批斗，文g e来临当然躲不掉。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来了10个红卫兵，街坊邻居几百人就把房子围起来了。打死人是造反有理，打人的人是g e命无罪。在这个危机时刻，邻居两弟兄挺身而出，一边一个，硬是冲过来把我救出来了。为了让妻儿少受伤害，我提出离婚，我说如果有一个离婚手续，你不背着反g e命家属的名字，孩子们将来也不至于有着一个反g e命的父亲。她当时很严肃，她说：“你总讲《圣经》，你说的这个符合《圣经》吗？”她就指责我，她说“你忘记了？我们结婚以前你说的什么话？我说的什么，这个话你都忘了！”当时说到这里她也哭了，我也哭了。我觉得神给我这么一个好的妻子，若是当我要走偏的时候，她能够付上一切的代价，愿意遵行神的道。

　　1987年我终于摘掉带了31年的反g e命帽子，那年我62岁，取消管制后，抓紧写作，编辑出版了当时国内急缺的《圣经词典》等工具书。如果没有人来访问，几乎一整天就是在这个书桌上。撰写、编辑、校对、包装、发行，都在这间小屋里完成。

　　1996年我们夫妇第一次出国，我们的宣道从此走向了五大洲。第一次到温哥华的时候，他们介绍讲员是边云波弟兄时，马上有几个同工就很惊讶，有的人说，这个人现在还活着吗？牧师也很幽默，他说，到底这个人活没活着，让他自己出来说。后来我们选择定居在美国底特律。在家不是准备讲章，就是准备文稿，出门不是登台证道，就是培训授课。在海外16年，走过欧洲、美洲、亚洲，除了宣道，还是宣道，没有时间观赏风光名胜，就连居住了十几年底特律附近的观光点都没有去过。2001年我们去加拿大短宣。与我相濡以沫43年的妻子，跑尽了当跑的路。我没有停下宣教的脚步，妻子仿佛还在身边，也常来这里把生活中的点滴、心中的软弱思念一一告诉她。

　　2003年在澳洲宣教时我突然大吐血，紧急送医后，一直昏迷不醒，尽管医生宣告我的生命不会超过六小时，但弟兄姐妹依然满怀信心地向神呼求，几天过后我终于苏醒了。只要我还活着，我还要讲道。九年后，我还能在这里讲道，一方面是神的恩典，一方面我常在讲台上说，你别看我一个人在这讲，但不知道有多少无名的弟兄姐妹在那里默默地为我祷告。大病之后写出了一首新诗《最后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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