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亿幸存者因祂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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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带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众水不能息灭，大水也不能淹没。

──《雅歌》8∶6

5月23日，大地震中被毁损的“大禹故里”牌匾，从北川废墟中清理出来，专程送往绵阳文物局。

除了成都附近的都江堰、彭州外，川西北一线的汶川、北川，平武、茂县、青川、黑水等主要震区，在今天的中国地理和文化版图上，都显得太过偏远。但从黑水到都江堰，恰好都在古羌人建立的冉国版图内。在上帝的容许中，汶川地震指涉了几个异教文化的因素，5月12日是佛教最主要的节期“佛诞节”，地震中无数寺庙被损毁。而青城山和川北一带是中国道教文化的源头，青城山的风景区和道观群，也几乎尽数倾覆。受灾最重的羌族地区，更是古蜀文明和中华文明最幽深的源头之一。

羌族的意义绝非56个少数民族之一。羌是甲骨文中反复出现的唯一的氏族名称，是中华族群和古蜀文明的先祖。古羌的始祖炎帝部落，与黄帝部落通婚後，流出炎黄子孙。如今，这一最古老的族群仅存30万人，散居在大地震主要受灾县。北川是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被认为是大禹故乡。唐代的司马贞注《史记》，则说禹为西羌，“生於茂州汶川”。

茂县被称为古羌之源，该县的松坪沟，一说为秦始皇的出生地。秦人也是华夏族，西羌的一支。古蜀文明也来自羌族，茂县的叠溪镇，是蚕丛称王、巴蜀立国的开始。而这个镇早在1933年的叠溪大地震中，就已彻底消失。

90年前，内地会的苏格兰传教士陶兰斯，来到羌族聚居的茂县、汶川、理县、黑水及北川一带。令人惊讶地，他发现羌族在服饰、建筑、歌调、婚俗和献祭仪式上，都与被掳巴比伦之前的以色列人非常接近。近年来在川西北一带从事慈善工作的梁燕城博士，也曾论及羌族在生活形态上与犹太族群的相似。

羌族的献祭，如旧约所记，用未凿过的石头筑坛，以全身完好、没有折断骨头的羔羊为祭。羌人的献祭也明显带有强烈的赎罪意识。据陶兰斯的记载，他们称天为“灵父”，祭司杀羊之後，将血洒在祭坛上，说“我们洒血是为著我们的罪”。羌族的口传历史说，他们的先祖也生了12个儿子。1925年，陶兰斯给一位羌族祭司读旧约《利未记》第16章，这位老人兴奋地跳起来说，这就是我们失传已久的圣书啊！

陶兰斯大胆断言，古羌族是消失的以色列10个支派之一。不过此说缺乏依据，在学术上有极大的争议。

彩虹之约

无论羌族的血脉如何，中国人终究是彩虹之约後，布满全地的挪亚後裔之一，和地上的万族一样，承受了一个稳定的宇宙。不但生命气息来自创造的父，一切动作存留，也指望那一位救赎的主。专家说，汶川地震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能量的一次陆上地震。在空前的灾难面前，中国社会中每一种世界观，每一种文化的回应，甚至每一种讲述灾难的方式，都面临著被颠覆、被修正的可能。这不但是一次人心的松土，也是一次文化的松土。中国人不但在突如其来的苦难面前是幸存者，也是这一百多年不断挣扎受困、渴望重生的中华文明的幸存者。

文化是社会的灵魂，制度是民族心灵的外观设计。活在其中的我们，是无数生命汇聚、影响和传承的位格相交的产物。所以灾难永远是拆毁与建造的契机。超过一百万志愿者来到四川，日常的价值观和物质主义的生活方式开始被怀疑。从这些志愿者身上，不仅能看到对灾民的同情，对救援的道德热情；更能看到一种寻求世界观更新的理想主义，和对512之前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体制的一种否定。

但另一方面，道德决策带来的只是一种自我称义的膨胀。就像那位来自深圳的志愿者说，“机会难得，这麽大个事，只有唐山大地震才有”。或者像尹春龙，在奇迹般地救出被埋7天7夜的马元江後，他兴奋地对同伴说，“有些歌星奋斗十年才达到我们今天的成就”。

世人所谓的英雄，就是他某个时刻的抉择，藐视和否定了一种唯物主义的生活逻辑和价值排序。这一场救援、重建与反思，不但指向灾民，也指向举国之人，更加指向神在中国、在四川的教会；不但指向地上的家园，更指向心灵的重建与归正，甚至包括政体与文化的变迁。

13亿目睹了这场灾难的人，都是灾民，都是幸存者，都有各自的震後综合症。我们不死，不是因为死者在任何地方不如我们。我们不死，是因为我们被赋予了更新这个国家的责任。23日，国务院公布了21个省份对口援助灾区市县的名单。在被毁去的大禹故里，汶川─北川的重建，或许是中国文化百年苦旅之後一次重生归正的机会。512之前，中国人是怎麽活的，社会是怎麽鼓吹的，国家是怎麽治理的；512之後，无论个人、社会还是国家，价值的排序也将被拆毁重建。每一个文化与信仰群体、民间力量和行政区域，都得到了一个机会，去参与相当於一个中小型国家的重建，及参与未来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塑造。

当我在512的下午，从秋千般摇晃的高楼上走下来，还不知道震中在哪里。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天父啊，这一次，你在四川、在成都的儿女们，我们要如何交账？基督徒得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和其他人群一道，参与对一场灾难的记录、述说、救援、关怀和反思。我们该如何做，又怎麽做。

地震後，媒体、网络、手机短信和一切文字资料中，与以往最不寻常的一点，是突然涌现出两个铺天盖地的用语，一是“天佑中国”，一是“祈福”。和总理温家宝题写的“多难兴邦”一样，人们开始以各种方式，相信或盼望，充满灾难的历史演进中，仍有美善的可能和扭转苦难的力量。救灾队伍中，基督徒的身影开始构成灾後画卷的一部分。在成都街头和灾区的路上，人们不时可以看到“基督教赈灾车（物资）”的标贴擦身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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