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近代时期，在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的时代里，中西方政zh i、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碰撞空前激烈。也是在这一时期，一批批来自欧美各国的基督使者来到中国，传扬基督的福音，在相当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宣教士这个在中国近代史上令人瞩目的群体，历来是史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对于他们的评价也是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大陆这六十年来，对于宣教士的评价大体经历了两大时期，第一时期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初期（50年代-80年代末），第二时期从改革开放中期到如今（80年代末到现在）。第一个时期里，由于冷战时期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的历史背景、国内极左思潮的泛滥以及无神论宣传的需要等因素，对于近代来华宣教士普遍采取完全否定或基本否定的激烈批判态度，认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宣教士到中国来主要是为了帝国主义的政zh i、经济、文化等侵略目的服务的，他们是侵华的急先锋，参与了不平等条约签署，收集各种情报，利用治外法权作威作福，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而且他们所传播的宗教也是“精神鸦片”，不仅毒害国民的思想，消弭其斗争意识，也给传统文化带来破坏。第二个时期里，随着冷战结束，国际关系缓和，中国逐步融入国际社会。大陆宗教政策也日益宽松，加之改革开放在一定程度上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因而对于宣教士的评价逐渐偏向客观与理性。很多人开始关注宣教士在中西科技文化交流上桥梁作用以及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改良的贡献。充分肯定他们在华所开办的学校、医院、报刊等在传播西方科学技术，介绍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知识文化普及等方面功绩。对宣教士在移风易俗、禁戒缠足、反对鸦片等义举表示赞赏。不少人甚至被宣教士自我牺牲，服务大众的精神所折服。从目前看，对于宣教士的客观评价会随着中国社会的日益开放而不断深入。
回顾大陆这六十年来两个时期对于宣教士的不同评价，我们可以看到前者无限放大（甚至歪曲）极少数人物与事件的影响，完全抹杀了大多数宣教士来华的崇高目的，以及他们对中国社会的巨大贡献。后者也过多关注他们的社会事业，对其最重要的宣教事工关注不足。如果深入思考就会发现两者具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以他们对于中国的影响。无论是早期的西方侵华论，还是现在文化交流论都是以对中国是否有益处为出发点的，只不过是时代不同，焦点不同而已。当然这跟大多数研究者是社会学者，并非信徒有很大关系。
宣教士作为基督的使者，其最重要的使命是传福音，带领人认识基督。因此我们在研究他们时，就不能仅仅停留在社会事业方面，更要从他们的神学思想以及所开展的各样教会事工中去探讨，从《圣经》的角度去看他们所作的事工，以及对中国教会产生了哪些经验教训。纵观整个中国近代教会史，深刻影响到中国政zh i、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宣教士虽然为数不少，但与整个来华宣教士的群体比起来，比例仍然是不大的，绝大多数来华宣教士都是在最基层的社会里工作，他（她）们默默无闻地在这片古老的东方土地上奉献了一生。因此，如果我们单单把目光专注在少数有影响力的宣教士身上，那么得出的评价自然是片面的，难以概括整个宣教士群体。
对于宣教士的评价目前也存在片面高估的问题，将其视为完人，夸大其所作的工。尽管他们大多数是虔诚的信徒，是得力的同工。但是他们仍然也是人，也有人性的弱点与能力的不足。比如当时来华的宣教士基本来自发达的西方国家，他们宁可舍弃国内的优厚生活来到贫穷落后的中国宣教，其奉献精神无不令人感动。但是他们有意无意地受到当时西方中心主义思想的影响，加上不少人对于中国缺乏了解，因而对传统文化的一些积极方面采取了批判的态度，甚至主张全盘西化。此举严重伤害了一些国人的民族感情，导致与基督信仰产生了隔阂，给福音事工带来了一些阻碍，这是我们今天要引以为鉴的。此外，西方宣教士在中国社会、文化上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也不要把功劳完全归在他们身上，要知道他们的事业也是由很多中国基督徒（包括未信主的社会开明人士）一起完成的，我们在感激宣教士的同时，也要看到广大国人付出的辛劳，更要将这一切归于至高的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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