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虔主义与启蒙运动
正统主义将基督教本来活泼的信仰化成一套僵化、呆板、抽象的教理，而信心变成了对这套教理的宣认，这与当初路德所瞭解的信心很不同，当路德谈到信心时，他所指的是信徒与神之间的活泼的关系，但到了正统主义时代，这种活泼的关系仿佛被信徒遗忘了一样，他们拥有精细地界定的所谓"纯正信仰"，但却缺乏了因信仰而来的生命活力。崇拜时的讲道变得乏味，其余一切的活动，如圣礼，也变得很规条化。
在这种治沉闷的宗教生活中，有不少信徒开始寻求新的方向与经历。主后一六七Ｏ年，一位法兰克福（Frankfort）牧师史宾纳（Philipp Jacob Spener）召聚了一小组信徒在他家中读经、祈祷，彼此鼓励追求活泼的属灵生命，他称这小组聚会为敬虔团契（Collegia Pietatis）。以后敬虔主义便由此得名。这种小组聚会在他牧养的教会中成为一种更新的力量。但不久，他被迫离开法兰克福转到德里斯顿（Dresden），在那里他又以同样的方法，在他牧养的教会内组织了更新的团契，其后他又再被迫转到柏林，也同样的组织更新团契。不过，更有力的影响，乃在他所写的一本名为《渴慕敬虔》（Desideria）的书，清楚地呼吁信徒聚在一起研读圣经，摒弃神学的争辩及抽象的理性思维，而在实际的敬虔操练中体验及实践圣经的真理。
在这种更新运动展开的初期，正统主义的神学家已感到不安，当这运动渐渐扩大时，他们便公开反对这运动。然而，主后一六八六年，一位大学的圣经学者弗朗克（August Francke）加入这运动的行列，使这运动扩展得更快。在主后一六八六年，他在莱比锡大学中组织了一个读经团契，有系统的查考圣经，一次在研读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三十一节时，深感被圣灵感动，于是便更积极的追求敬虔的操练。在史宾纳指引下，他开始在大学内大力推动敬虔运动，亦因为这缘故，他被迫离开莱比锡。他从莱比锡转到哈尔(Halle)，在刚成立的哈尔大学任教。不久，哈尔便成为敬虔运动的重要基地。
其实，推展敬虔运动最重要的人物应该是亲岑多夫(Count Von Zinzendorf, 1700-1760 A.d.)。他在哈尔受教育时已深受敬虔主义的熏陶，他渴慕圣经纯净的真理，力求活出圣经所要求的简单纯朴的生活，对于传福音也满有热忱。他听到莫拉维亚弟兄会信徒受逼 -/迫，就将部分的土地送给他们，让他们仍在那里建立自己的村庄，以致可以按自己的信仰自由地生活。最后他更加入他们的行列，成为他们属灵的领袖。他们过着基督徒社群的生活，透过工作、读经、祷告、敬拜去操练敬虔。当逼 -/迫临到时，亲岑多夫便四出宣扬敬虔生活操练的重要性，他所到之处都建立起追求敬虔生命的基督徒群体，不单在欧洲如此，在美国也是如此。
然而，在追求敬虔的生命中，敬虔主义者却渐渐将信仰变得极度个人化及内在化。追求敬虔便完全等于追求个人内在属灵经历；他们很强调内在的光照（inner illumination）。于是，敬虔与关怀社会、文化的活动便似乎拉不上关系，有时甚至对立起来。不过在神学上，敬虔主义所带来的问题是，主观的属灵经历往往与客观的启示真理混为一谈，例如有一首诗歌其中一句这样说："你若问我怎知主活着，因祂活在我心。"这便是敬虔主义以主观经历去处理客观启示事实的一个很好的说明。我们要掌握神的真理，主观经历当然很重要，但主观经历却不能成为真理的依据。这一点我们要非常留意。我们可以说，敬虔主义将基督教的信仰变得很个人化和主观化，其实是助长了启蒙运动所标示的个人主义与主观主义，对于日后自由派神学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
正统主义不单刺激了敬虔运动的产生，也间接地刺激了启蒙运动的开展。
因着正统主义对于任何神学思想的偏差都不能容忍，在教会内常引起争端，使基督徒彼此相残，教外的知识分子便对基督教的道理能抱一种轻蔑的态度，并且也使他们觉得应该彼此容纳，你持你的看法，我抱我的见解，彼此尊重，而不应该强硬确立自己所持的见解才是真理，渐渐，他们更开始怀疑，到底有没有绝对真理这回事，于是相对主义便开始形成。
另一方面，正统主义神学家常常强用理性去确立、证明圣经的真理。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他们很容易陷溺在理性主义中而不自觉。同时他们护教的方式也往往造成一种错觉，就是假若圣经的真理可以用理性推翻，那么这些真理便一定不可信了。这样便引起了教外的知识分子力求用理性去批判圣经真理，以求推翻它的可信性。慢慢地，理性批判成了最高权威，启蒙运动的主要精神便是理性批判是万能的。于是，人开始用自己的理性架构去规限神的启示。
当然正统主义只是间接地刺激了启蒙运动的开展。但启蒙运动的出现，其实是反映了欧洲整个文化的蜕变。其中变得最厉害的，便是欧洲人对人的看法。一直以来，在神所造的宇宙中，人虽为万物之灵，却是非常渺小的，只有神最伟大。但到了十七世纪，情况有所改变了。首先是哥白尼提倡以太阳为中心的天文论，后由加利略肯定并广泛介绍。在表面上，以太阳为中心的天文论将人变得更渺小。以往，欧洲绝大多数的人都以地球为宇宙的中心，而人既是地球的中心，那么人便是整个宇宙的中心了。然而，人在地球上虽是万物之灵，但却无法跳出地球的框框。当哥白尼提出以太阳为中心的学说，情况便不同了。人突然醒觉，原来他可以跳离地球，提升到地球以外来看整个宇宙，看到自己所处的地球原来是太空中很渺小的星球体。人在宇宙中虽然渺小，但却可以凭他的想象力，洞识宇宙的秩序。骤然间，人觉得自己很伟大，活动的范围也从小小的地球伸展到整个太空中。
另一个重要的发现，便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笛卡尔发现，无论我们抱多怀疑的态度来对待一切事物，有一件事无论怎样也无可置疑的，便是人类的思想。我可以怀疑外在的世界是否存在，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存在，但我却不能怀疑一件事，就是那正是怀疑的我是真实的。是谁在怀疑？是我！而达到这稳固的结论，完全是倚赖人的理性思维。正因如此，人的理性思维是一切信念的基础。因此，任何事与物不能通得过我的理性批判，我便不会相信。于是，理性成为一切真理的依据。而就这样，欧洲人便开始用理性作为尺度去批判神的启示。他们要求神用他们认为合理的方式去启示人，任何启示他们认为不合理性的，他们便不能接纳。由此，圣经的权威便受到严重的质疑。启蒙运动可以说对教会传统的信仰发出很大的挑战。而当时很多的信徒也陷入信心的危机中。同时，教会的神学思想也开始转变。自由主义神学便在这时候产生的。
总之，欧洲教会到了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可以说是陷入低潮中，与此同时，外面的世界却急剧转变，对于教会的确造成了很严重的考验，在一段短短的时期，教会仿佛失去了过往的活力，看来快要阵脚大乱了，但就在此时，教会"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神却用祂慈爱的手使教会复苏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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