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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家庭教会，在灾後短短半个月里，开始浮出水面，尝试彼此连接。各地教会组织的救灾团体，和信徒奉献的物资，源源不断进入四川，走向灾区。1949年以後，中国基督徒的作为，第一次成为公共社会空间中的事件。隐藏已久的家庭教会，也在灾後迅速成为民间公共力量的一种。众多外地教会组建的“中国基督徒爱心行动”，14间成都教会连接的“彩虹重建行动”，北京基督徒企业家的“香柏”领导力机构，上海14间教会团契组织的“尼西行动”，以及主内的“心连心”、“慈福”、“圣爱”、“生命力”、“牧者”等机构，还有无数单独或联合、短期或长期的基督徒团队，一时齐聚成都，共同领受著一个在废墟上进入世界、复兴那不可震动的国的异象。

教会参与救援，但教会不是救援机构；做慈善，却不是慈善机构；介入心理辅导，但不是医疗机构；教会始终是圣言的托付者。基督徒的职责，是站在自己的位分上，在灾难劳苦中与哀哭的人同哭，在公共社会中去付出永不止息的爱，努力成为需要安慰者的安慰。但教会要做的，却是要成为山上的城，和扬起的旌旗，尝试著以不同以往的具有公共性的方式，将神的话语，将一个圣经的世界观，带入这个被震动的社会当中。

基督徒要爱人如己，但更要向社会发出先知般尖锐刺耳的声音，和悔改的信息。因为白白却昂贵的恩典，和永恒的安慰，只在这唯一的路上。不然，就像以色列的先知耶利米，在国破家亡时，他却这样抨击那些只说安慰话的假先知∶“他们轻轻忽忽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

向灵魂低头

上帝的作为，奇妙不能测透。有一点要特别感恩的，是当个体生命在自然灾难面前脆弱到极点时，终於反过来，开始赢得国家对个人的尊敬。日本搜救队对被埋100多小时的一对母女不离不弃。在掘出她们的尸体时，全体队员排列、默哀、致敬。接著，在都江堰50具罹难学生的尸体前，温家宝总理停下，对著遗体三鞠躬。这两幕敬畏生命、向著死者灵魂低头的场景，对中国人来说彷佛一次心灵深处的馀震。

在聚源中学，每当一个孩子的尸体被找到，鞭炮就会响起。俄罗斯救援队为了不伤及一具遇难者遗体，多用了10多个小时，将其从废墟中掘出。5月20日，三个部委发布《地震遇难人员遗体处理意见》，特别提到，遗体处理过程要“尊重遇难者尊严”。

这一次，z /-府和民间不但竭力救援生者，也开始敬畏死者。幸存下来的13亿人，从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中尽力挣脱，开始承认生者和死者必有一个相同的部分，即人的灵魂；承认人身上至少有一样东西是死亡不能拿走的。

为死难者降半旗，和三天全国哀悼日，也是国家向著普通公民一次破天荒的折腰。普通公民的意思，就是对他的敬重与他（她）的身分无关，而与生命本身有关。当国旗从一个高不可攀的、国家主义的至高点，降落在一个适当的位置时。

这是一个期盼已久的突破，大地震带来了这半个世纪以来，对国家主义偶像崇拜的一次最严重的打击。表明中国人经过千百年来无数灾难，终於获得了一个思考个人生命与国家关系的新起点，就是人的权利、人格和尊严，高於国家，也先於国家。当举国上下，从文武官员到贩夫走卒，一起为死者默哀；这个国家开始低於人的灵魂──低於灵魂就是低於神的形象，否定自身的神圣性，而将神圣不可侵犯的起点，还给生命本身，开始被迫承认自己仆人的地位。

陈世琼是北川羌族博物馆副馆长，他说，“要在遗址上，设置一面墙，刻上每一个遇难者的名字”。中国人开始渴望这样一座纪念碑，这样一座哭墙。6万多个名字，是6万多个灵魂的记号，而不是被一个抽象的“人民”或“死难者”所遮蔽。5月19日，全国哀悼日的第一天，所有的死难者已为中国带来了祝福。从此，这个社会欠了死者的债。它有责任，更加尊重和守卫个人的生命、权利和自由。教会更加欠了福音的债，因为上帝已将大地空前翻松，基督教与z /-府长达半世纪的冲突，已进入尾声；但基督信仰与当代社会的冲突，一场文化领域的属灵争战，主若许可，大地震之後才将真正开始。

13亿幸存者惊魂未定，不知自己是本乎谁，依靠谁，又归於谁；不知道自己活著，是因活著。但在废墟之上，上帝亲自预备了整整一代向上仰望、呼告和寻求的人。但佛教、道教，各种民间宗教；国家主义，自由主义，每一种价值与信仰体系，都以高音喇叭接收著苏醒过来的灵魂。救援生命，抢救灵魂，看见和参与中国未来的社会重建，文化重构、及民zh u转型的艰难历程，因著神的大能和信实，成为其中一个不可摇动的声音；并有勇气和智慧，在未来与z /-府机构面对面地交流、辩争、接纳与磨合；当仁不让地成为公民社会、民间社会中坚定饱满的一元──这就是家庭教会在大地震後的时代性的使命。

无数死去孩子的面容问我们，我死之後，你们如何交账？

以爱为旗

46岁的龚天秀，被埋73小时，她用砖块砸烂小腿喝血求生。银厂沟的崔昌会女士，被埋216个小时後获救。谢守菊、唐雄夫妇，相隔一墙被埋，彼此守望、鼓励，在139个小时後获救。不知这样的新闻，是否有助於降低中国每年28-30万人的自杀数字。但地震中许多这样坚韧求生的故事，的确深深惊骇了生活中麻木不仁、常叹生亦何欢的人们。

在都江堰一条河边，一位母亲在最後一刻，俯身护住吮吸乳汁的孩子。一对年轻父母在地震时，脸对脸、胳膊搭胳膊，二人联合，成为一体，为三岁的女儿宋欣宜筑起一道生命的拱桥。人在灾难中激发的牺牲之爱，对一个有著500万流浪儿、每年在医院有100万弃婴的社会来说，对无数离婚时以儿女为筹码，或充满家庭暴力和家庭冲突的夫妻来说，也彷佛一场洗礼。为什麽一个甚至愿在危难时为他（她）去死的人，日常生活中却忍不住向他（她）怨恨、拒绝甚至背叛。就像国家，为什麽愿意为一个公民的死亡降下国旗，但他活著时，却还是忍不住要去限制、侵犯和剥夺他的选举、信仰、言论或财产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