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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历史学的进路，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也不可能知道儒家的问题在哪里，只有按照信仰的进路和哲学进路，才会把问题意识朝前推进一步。康德认为，认识论理性秩序必须要回到知识的范围里去思考，而人性论的维度上，人的思想的上游必须对接一个明显的信仰传统，构建起形而上的观念秩序。什么时候中国知识人完成了这个工作，什么时候中国人的观念秩序就完成了现代性重构。其他的问题也可能会随之解决。否则，中国人的观念的先验秩序会永远在儒释道的浆糊里打转，而作为现代性价值谱系的“现代性观念改进”，“现代性制度改进”，“现代性知识兴起”等三大任务，都会被儒释道混沌的问题意识和伪善的道德框架牢牢锁死。重构观念秩序是中国知识人的第一任务，否则，任何主义在我们这里最后统统都会变成儒释道主义和实用主义。

　　重要的是，这样的工作并不是遵循一种社会叙事和宏大叙事的进路展开，而是回到个体精神的维度展开。当个人的观念秩序得到改进，则社会的观念秩序才会得到实质性的改进。这是一个次序，不能把社会叙事置放在个体叙事之前。

　　意识到这一点，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乃至生活方式就会发生颠覆性的改变。所以，在我一个人的范围之内，我的人生就是要用上帝的启示话语打败我的内心深处无所不在的儒释道家话语。

　　所以我要歌咏基督，要静默沉思。这构成了我的一个人范围之内的伟大的观念秩序的开放式纠错，构成了一系列醒目的观念改进的案例。

　　案例一：到底是血缘关系至上，还是上帝的意志至上。这是一个问题。

　　“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圣经里的这句话提醒我们，我们不仅不能理解，我们更无法践行这样的话语。

　　是的，这样的话语简直就是对我的儒家观念的一种绝对挑战，对于我这种完全遵循孝顺传统，遵循血缘关系的中国人而言，如果不是主耶稣给予我信心，我不可能挑战这种传统观念，永远只能在孝顺和血缘的习惯性观念里生活。

　　这句话分两个层面理解：第一，在生命、权利、尊严、宽容、救赎等普遍的意义上，每个人都是绝对平等的，人的情感不能因为血缘关系分裂成家庭之内与家庭之外，过度强调家庭之内的爱的关系，仅仅是人类的“情感本能”，但并不是至高的遵行了自由原则的“终极情感”，不是顺服了上帝的“绝对命令”。

　　第二，在幽暗的人性意义上，母亲、兄弟、姐妹都处在绝对不义的秩序之中，因为他们也不过是人。真正的爱建立在真正的怀疑基础之上，这种对人性的有限性的怀疑与怜悯，理所当然地涵盖了母亲、弟兄和姐妹。所以，一个真正热爱自己的父母，热爱自己的兄弟姐妹的人，本应该从一开始就要连续对父母对兄弟姐妹的怀疑与批评能力。

　　当我理解了这一点，我看着我的母亲，忽然意识到一种更加亲切的情感，我的有缺点的母亲，我的白发苍苍的母亲，她的人性的软弱就是我的人性的软弱，我爱她，因为她用血和汗水养育了我，因为她也是天父的女儿，她也是一个需要耶稣基督怜悯的人。

　　一个中国人要养成这种既热爱父母，又怀疑父母；既批评父母，又怜悯父母的观念习惯和行为习惯，到底有多难，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感同身受。一直以来，我们对孔子的话语，总是背诵太多，辨析太少。在思想史的意义上，孔子是我们每个人的故乡。是我们每个人的乡愁。但故乡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此止步，在思想迁徙的意义上，故乡是我们的出发之地。我们一方面怀念故乡，一方面走向远方之远。我们只有比孔子走得更远，才配做孔子的后人。所有在孔子面前磕头捣蒜的人们，都是懒虫。

　　案例二，悖论无所不在，然而我们不能理解。

　　一定要扩展我们的境界。扩张境界的意思，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就是我们要理解悖论，容纳悖论，在无所不在的悖论之中发现我们的生命的张力。

　　对于基督徒而言，最大的悖论就是耶稣。我们知道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上帝之子，我们更知道耶稣的能力超乎万有，他能命令大海平静，在波浪中行走，他能让水变成酒，能用五饼二鱼让五千人吃饱，还能让死人复活。可是他却在我们的眼前，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人类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应该是所有的文献记载中最不可思议的悖论了。谁能理解其中的悖论呢，所以当时就有人嘲笑耶稣，如果你能从十字架上走下来拯救你自己，我们就信你。

　　如果一个人容纳不了这个悖论，如果理解不了这个悖论，这个人就不可能理解生命超越的命题，就会陷入生存还是死亡的二元判断里。如果我们理解不了这个悖论，如果我们的境界没有得到扩张，如果我们不能超越我们自己，去理解耶稣的伟大复活。那么，即使我们一万次宣告我们热爱耶稣，宣告我们愿意为耶稣殉道，一旦死亡来临，我们就必然临阵脱逃，必然否认自己和耶稣的关系，必然在门外放声大哭了。

　　悖论，是一个极好的范式概念，因为能容纳张力，并为一种普遍的多样性提供空间，在一种不可能性的状态下发现一种可能性，在一种完备的秩序下发现一种不完备。所以我现在认为，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处在悖论状态（背反状态），这是这个世界之所以美好的理由。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案例三：真正的道德，其意义不在于对道德的坚持，而是在于对道德的破碎。

　　中国人长期以来都对孔子道德哲学的价值过于拔高，把孔子的道德教训当成信条，这才是中国社会伪善满地，道德沦丧的最大原因。在先验的意义上，任何人都与生俱来地拥有“仁”的观念，只有承认这一点，爱人和人爱的伦理观念才具有不容商榷的普遍性。孔子在这方面的确有比较清晰的陈述。但我们看到，古希腊哲学时代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理斯多德，都对这种伦理观念意义上的普遍的人性给予了想象与描述。但他们都不是一种作为科学的伦理学，不是一种作为稳定的秩序的伦理学。在这个意义上，我甚至认为，春秋时代的诸子百家在观念建构的意义上，完全不输给古希腊哲学，但都不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分析价值和建设价值。真正把伦理学发展成为一个科学模型的，是克尔凯郭儿，是斯密和康德，是韦伯。

　　没有深刻的恐惧与颤栗，没有对人类自我道德哲学的破碎，人的伦理追问是没有意义的，不过是一些僵硬的道德偶像而已。没有对自己的人性论的彻底怀疑和彻底撕裂，我们甚至会把上帝的话语也当作一堆浮雕、一堆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