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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任前夕，戴绍曾陪同母亲（戴永和师母）走访渐次对外开放的中国大陆，几经协商，终于以“华侨”身份返回他的出生地、当时尚不允许外国人到访的“开封老家”。一场又一场与当年老同工久别重逢的感人场面，再次印证了神的信实：内地会在中国八十五年的事奉，没有归于徒然，在试炼逼 -/迫的日子里，神奇妙地保守了他的教会。

　　1991年，戴绍曾牧师移居香港；1994年，与两位华人弟兄一起创办“国际专业服务机构”（MedicalServicesInternational）并担任总裁，该机构的宗旨是通过与中国z /-府的合作，在提供专业服务的同时，通过生命的见证，与中国内地的百姓分享神的爱。2004年，他将职位交给华人领袖后，转为荣誉总裁。即便在被确诊为肝癌之后，戴牧师仍坚持以讲道、写作等方式继续服事中国人，包括二次走访四川大地震灾区，以自己少年时期在潍县集中营的经历勉励受灾学生。戴牧师对中国人爱之切、认同之深，言行举止活像一位中国君子，在台湾、新加坡和香港都留下了无数美好的见证，中国朋友笑称他为“老华侨”，四川省昭觉县亦授予他荣誉市民身份，他的子弟和同工几乎遍布全球华人教会，难怪有那么多人如此怀念他。他常在讲道中极自然地用第一人称提到“我们中国人”，并表示自己愿意象曾祖父那样“死在中国”，今年春天，这位老人得偿所愿地安息在已经回归祖国怀抱的香港特区。

　　第八代：戴继宗（JamesHudsonTaylorIV,1959-）

　　戴继宗是戴绍曾牧师的独子，出生在台湾屏东，幼时和当地人一起就读于普通的台湾国民小学。有一次，同学问他借笔，他说：“对不起，我只有一支笔。”同学笑他：“你是外国人，怎么会那么穷？”1971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戴继宗在学校备尝被中国人排斥的滋味，因而产生厌学情绪。戴绍曾牧师为了培养中国的本土传道人奔走各地，对儿女的教育反而力有不逮，当他听到孩子逃学的消息，内心极其痛苦。但幼年的经历并未影响戴继宗对中国人的爱。与美籍华人自嘲为外黄内白的“带皮香蕉”相反，戴继宗喜欢自称外白内黄的“无壳鸡蛋”。

　　高中毕业后，戴继宗赴美留学。大学毕业后，在一位内地会前辈长达两年的师徒式引导下，戴继宗终于走出家族压力，从内心深处明白，服事神并非为了“继承祖宗的事业”，而是对神呼召的单纯回应。1984年，戴继宗入读父亲当年的母校亚斯比神学院（AsburyTheologicalSeminary），手里的钱只够支付第一学期的学费，今后的日子只能仰望神。第二学期开学时，他仍然囊中羞涩，谁知，一位不愿留名的中国信徒暗暗替他支付了接下来两年半的求学费用，使他经历到神的供应和中国教会的爱。

　　毕业后戴继宗在波士顿郊区华人圣经教会（ChineseBibleChurchofGreaterBoston）任副牧师六年，并曾在台湾校园团契服事三年。在波士顿期间，结识了他日后的佳偶——来自台湾宣教世家的柯悦敏，1993年，戴氏家族终于迎娶了首位华人媳妇。1996年，戴继宗投入海外基督使团华人事工，全家迁来香港。

　　第九代：戴承约（JamesHudsonTaylorV,1994-）

　　1994年，戴继宗与柯悦敏的头生子呱呱坠地，戴家的后人终于有了华人的血脉。起初，戴绍曾想给长孙起名“承德”，表示“继承戴德生”的心愿，后来与台湾亲家商量后，改为“承约”，继承“上帝之约”。接着，大孙女出生，取名戴承书，二孙女出生，取名戴承亚，三个孩子的尾字加在一起，便是当年戴雅各与神所立之约引用的约书亚记的经文：“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

　　至于我们——

　　若从戴雅各1776年在麦地与神立约算起，戴家人已经事奉神233年；若从戴德生1853年启程赴华算起，戴家人已经事奉中国人156年。若中国基督徒追溯各自的属灵家谱，将会发现，每个人或多或少、或直接或辗转都受过中国内地会的恩惠。于今之际，作为最大的受益人，中国教会绝不能象旧约中的埃及人那样，成为“不知道约瑟的新一代”；了解了戴家与中国的渊源之后，我们又当如何回应这个宣教家族以及他们背后的神？

　　敬虔后裔

　　戴家献身中国的子弟远远不止本文所提到的这些代表人物，戴德生妹妹所生的十个儿女中，便有五位前来中国宣教，至今他们的后裔仍在帮助中国人，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录述。信心不会遗传，却可以传递。戴氏家族的“九代奇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戴氏家训“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世代事奉耶和华”。戴家人不仅把这句经文挂在口头、悬于门楣、“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头为经文”，而是切切实实刻于心版，言传身教，才有戴家人一代又一代生命的传承。

　　中国人注重家族观念，而我们是否愿意象戴家一般立定心志，孕育出一代又一代敬虔的后裔？对中国信徒而言，献出时间、献出金钱，似乎都还不算难事，然而若要我们如亚伯拉罕献以撒一般献出自己的儿女，让神完全掌管孩子的生命主权，则会击中很多基督徒父母的要害，“忧忧愁愁”地与主保持距离了。与“世代事奉耶和华”相比，大部分信徒更喜欢在客厅里悬挂“基督是我家之主”的匾额，然而在独生子女的家庭体系与社会结构中，我们的孩子往往成了“一家之主”。有时候我们看重儿女教育，胜过他们的灵命成长，常会因为周末的补习班和才艺课而荒废了他们的主日学，甚至因为接送儿女，父母也不再守主日。世有俗语，“富不过三代”，基督化家庭的属灵遗产呢？能延续几代人？

　　唯独基督

　　戴德生的名言“假使我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不是中国，乃是基督。”常被腰斩，也许引用的人为了讨好国人，而省略了后面有关基督的那句，其实那句反而是最重要的。戴家世代事奉的终极目标不是中国，而是“耶和华”；戴德生愿意奉献全部金钱和生命的终极对象，不是中国，而是“基督”；戴家所继承的也不仅仅是“戴德生之志”，而是更深层的“上帝之约”。在效法宣教士和回顾教会史的时候，我们必须摆正“中国”和“基督”的关系，不让“中国因素”超越“基督的主权”。汉学家可以爱中国，佛教徒可以爱中国，无神论者可以爱中国，今天许多非宗教性的国际扶贫组织基于人文主义，基于互助与自救的信念也在爱中国，但若是没有基督，中国便与天国无份。正是因为忠于基督胜于挚爱中华，戴德生和内地会的宣教士才能在布道时不留情面地要求听众悔改，因为中国人和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一样，都继承了亚当的罪性。宣教士爱中国，是因为爱基督；宣教士不爱中国，是因为更爱基督，而中国不是宣教士的神。

　　道成肉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