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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新生后的戴德生，重拾幼年间前往中国宣教的志向，他改行学医，大量阅读与中国有关的书籍期刊，以不可思议的毅力，用极其原始的方法学习中文，并在体力、信心、生活方式各方面操练自己，为赴华宣教做准备。1853年，由“拜上帝会”发展而成的太平天国在南京建都，一时间，西方世界以为中国将马上成为一个基督教的新国度，新成立的中国传道会（ChineseEvangelizationSociety）主动向戴德生提议，请他提早赴华。尽管很多师友都劝他，等一年后拿到外科医生资格再出国，但戴德生看重中国人的灵魂过于自己的一纸文凭，仍于1853年9月19日从利物浦离开祖国，经六个月的海上风涛，于翌年3月初抵达上海，暂时寄居在山东路的伦敦会（LondonMissionarySociety）宿舍。那一带因为麦都思（WalterHenryMedhurst，1796-1857）陆续建立了墨海书馆、天安堂和仁济医院等福音机构，占地面积较大，被当地人称为“麦家圈”。

　　按中国纪年，时为咸丰四年，正是清军与小刀会在上海对峙的时期，戴德生除了学习中文的重担外，还饱受战火的威胁。1854年10月18日的经历让他终身难忘：凌晨2点45分，刚睡下不久的戴德生被火光惊醒，急忙跑到屋顶查看，却见大火一路蔓延到他的住所，忽然下了一场及时雨浇灭了火苗，他还来不及向神感恩，一颗四、五磅重的炮弹在他头上飞过，击中身后的屋顶，破碎的瓦片溅了他一身。惊魂甫定的戴德生将这颗险些要了他命的炮弹寄给母亲做“圣诞礼物”，纪念神的保守。那年，戴德生二十二岁。

　　伯莱顿海滩

　　之后的六年，戴德生先后在上海、宁波巡回布道、主持诊所，并迎娶了宣教士遗孤玛利亚为妻，夫妻同心同力，事工渐显果效，他对中国的负担也越来越重。在给妹妹的信中他写到：“假使我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不是中国，乃是基督。”这句话后来成为他最常被引用的名言，激励了无数中西信徒。然而，极度劳累导致戴德生的健康急剧恶化，不得不回国休养。回到英国后，戴德生一面完成耽搁的学业，一面修订宁波语圣经，一面到处奔走，大力疾呼，希望能唤起英国教会对中国属灵需求的重视，但收效甚微。

　　1865年6月25日，戴德生应友人之邀，前往英国南部的海边城市伯莱顿（Brighton）度周末，调适身心。这天是主日，按理戴德生应该留在教堂中做礼拜，然而，一边看着眼前上千名基督徒欢喜快乐地崇拜，一边想到中国随时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属灵的黑暗中沉沦，因为无法忍受这极度的反差，他独自走出礼拜堂，前去海滩散步，心中充满了痛苦与挣扎。最终他决定跟随圣灵的感动，唯独信靠仰赖神的供应，投入中国宣教事工。几天后，戴德生以献上五饼二鱼的信心用十英镑开了一个账号，中国内地会（ChinaInlandMission）便在“十镑英金加上神所有应许”的根基上成立了。那年，戴德生三十三岁。

　　杭州的兰茂密尔团队

　　在伯莱顿海滩上，戴德生除了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向中国宣教的差会之外，还向神开出了具体的筹码：“二十四位能干而甘心的宣教工人”。一年之后，即1866年5月26日，戴德生一家和十六位宣教士搭乘一艘名为“兰茂密尔（Lammermuir）”的帆船前往中国，打破记录，成为宣教史上最大的一次成行的宣教团队。船上的十八位成人加上已经差派在中国的六位宣教士，正好是戴德生向神开口所求的人数。9月30日，一行人抵达上海，略事调整后，便从水路南下，经过无数城镇都无法落脚，最终在杭州租到一套旧院子，安顿下来，这套房子一楼的小礼拜堂，便是今天可同时容纳5000人聚会的崇一堂之雏形。

　　扬州教案后更新的生命

　　杭州的宣教事工卓有成效后，戴德生带着家眷和一些同工沿运河北上，继续拓荒，不意竟在1868年的扬州暴动中险些遇难，又因该“教案”上升为清廷与英国的外交事件而倍受误会和指责。[1][1]但最令戴德生痛苦的是，自己一面要承担近二十名宣教士和六名中国同工的领袖责任，一面却无法摆脱灵里的枯竭与追求圣洁的挣扎。1869年9月，一位宣教同工的来信使他经历了灵命的更新，并兴奋地宣告：“啊，神已使我成为新造的人了……以前我只是从圣经里风闻，而现在却真地经历到这些事的无比信实。”有史家称，那是“戴德生和内地会的五旬节”。

　　正因为有这次灵命的复兴，戴德生才承受得住比扬州教案更可怕的人生风浪：一年之内，他接连失去两个孩子和爱妻玛利亚。站在母子三人的新坟前，戴德生再一次将自己献在神的祭坛上。几个年龄较长的儿女被送回英国受教育，戴德生孑然一身留守异乡，在孤寂与痛苦中，他时时呼求主，主的安慰也常常临到他。那年，戴德生三十八岁。

　　中国内地会的发展

　　在这以后的数十年，戴德生频频奔波于西方和中国之间，除了英伦三岛之外，还陆续在北欧、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建立了内地会的筹募机构，发展成当时尚十分罕见的跨宗派、跨国界、甚至跨语种的全球性宣教差会。

　　1875年，戴德生以信心的祷告，为清朝版图中未被福音触及的九大省祈求18名宣教士；1882年，戴德生向神大大张口，预备70名新生力量；1887年，再度向神求100名新宣教士；1890年，为了将福音传遍中国的异象，戴德生的信心成几何增长，竟然恳求“庄稼的主人”在五年内再加派1000名工人来华。信实的神，照着戴德生和他同工的信心，一一俯允这些请求。成百上千名宣教士深入内地，远涉边疆，甚至将福音带进少数民族的群体中，在很多连分省地图都找不到地名的穷乡僻壤建立了一间间布道所，写下了中国宣教史上最辉煌感人的“群英会”。

　　到1905年，内地会已有825名宣教士，1152名中国同工，受洗基督徒达18625人，建立了418个教会，1424个福音站和布道所，150所学校。那年，戴德生于长沙去世，享年七十三岁。

　　第五代：戴存仁（HerbertHudsonTaylor,1861-1950）

　　戴存仁是戴德生的长子，出生于戴德生首次回国养病期间。内地会成立那年，他四岁；搭乘兰茂密尔号首次踏上中国土地时，他五岁；扬州教案爆发时，他七岁；与弟妹一起被送回英国读书不久，便收到母亲去世的噩耗，那年，他刚满九岁，而父亲则常年不在身边。按照现代心理学的理论，在这样恶劣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很难有什么出息。然而，戴存仁却是一个例外。十七岁的戴存仁被伦敦医院的医学院录用，刚完成两年基础课程，便收到父亲的来信——原来戴德生计划在山东烟台建立一所学校，以解决因团队不断壮大而面临的日益突出的需要：宣教士休养及子弟教育问题，这在当时又是一项创举。没有比戴存仁本人更能体会宣教士家庭妻离子散的痛苦，祷告寻求后，戴存仁决定效法当年的父亲，放弃医学学业，前往中国参与宣教事业的后勤工作。烟台古称芝罘，这所芝罘学校（ChefooSchool）被誉为“苏伊士运河以东最好的英文学校”，其中不乏戴存仁与妻子五十多年的默默耕耘。与父亲不同的是，他再也没有机会返回英国完成学位。而他在中国的幕后事奉，也缺乏直接为主赢得灵魂的成就感，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戴存仁选择了一条代价更为艰巨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