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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烟台、潍县一带的外侨师生全部被送进集中营，包括早已退休但仍在发挥余热的戴存仁，以及他的四个孙儿辈。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八十高龄的戴存仁每日清晨高歌赞美诗称颂主恩，以生命的榜样激励每一个被掳的同伴。抗战结束后，戴存仁回到英国，五年后去世。从宣教第一线，退居教育第二线，戴存仁为戴家第一人。

　　第六代：戴永冕（JamesHudsonTaylorII,1894-1978）

　　戴存仁夫妇生育了九个儿女，其中戴永冕出生在苏格兰，为双胞胎中的哥哥，因为早产，医生认为只能存活六小时，然而，六个月以后，他们竟坐船前往中国。他在芝罘学校期间，以调皮捣蛋著称；毕业后，便在上海学药剂，并和老板的女儿偷偷来往。有一次，他出席一场布道会，听到保罗在罗马书中所列的各种罪，包括“不孝敬父母”。戴永冕仿佛听到圣灵如此谴责他：“你为何让你的女友违背父母的命令与你交往？”寻求活在神旨意中的意愿终于战胜了少年人的血气方刚，戴永冕与神立约：“除非双方父母都赞同，我将不再与她来往。”当晚，他知道自己得救归主了。

　　戴永冕是九个兄弟姐妹中唯一一位跟随先人脚踪，加入内地会的戴家子弟，二十三岁的他被派遣到河南开封的福音医院担任药剂师。仅仅得救不能使他满足，戴永冕在宣教工场迫切追求圣灵充满的新生命，以至于他的同工们都认为他有些痴迷了。1921年，戴永冕赴美求学，并结识了未来的妻子戴永和（AliceElisabethHayes,1898-1987）。两人成婚后一起来到中国，在北伐的硝烟中成立了开封圣书学院，并随伯特利布道团远赴边疆传福音。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占领了开封，千余名妇孺逃到圣书学院避难。戴永冕将校门在身后关上，以惊人的冷静与幽默独自面对荷枪实弹的日军，挽救了无数河南百姓。

　　形势越来越严峻，戴永冕夫妇被迫退到烟台，和在芝罘学校的老父与住读的儿女享受了数月的天伦之乐，他本已买好了前往美国避难的船票，但同时又感到需要继续培训中国传道人，经过进一步祷告，他毅然退了票。1940年初，戴永冕把孩子们留在芝罘学校，自己和妻子带着开封圣书学院的老师及同工，在此非常时刻前往陕西，在战火纷飞中继续为中国教会培育教牧人员。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那一天，戴师母获知自己的母国与日本开战，而自己的四个孩子却落在敌军手中，心痛如绞，跑回卧室放声痛哭，连祷告的能力都失去了，满心自责：“为什么我们在能够离开的时候不离开？！”那一刻，家乡老牧师的临别赠言袭上心头：“你若关心神的事，神必关心你的事。”听到神的应许，这位母亲终于擦干眼泪，重新站了起来。

　　戴家人所付出的代价，给中国教会带来了新的祝福——戴永冕出任院长的西北圣经学院，英才辈出，担任副院长的中国同工马可牧师，在开封圣书学院便是戴牧师的学生，后来他成立了“遍传福音团”，带着“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BacktoJerusalem）的异象，沿着丝绸之路开始了这一中国本土传道人自发的宣教之旅。五年半的痛苦分离后，一家人终于毫发无伤地欢聚一堂，神再一次彰显了他的信实。政权易手后，戴永冕夫妇转往台湾，并在高雄成立了圣光圣经学院，一边从事神学教育，一边在台湾原住民中拓荒布道，将余生完全献给了中国人。

　　第七代：戴绍曾（JamesHudsonTaylorIII,1929-2009）

　　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位老人，就是戴永冕的长子戴绍曾，自他在开封出生后，就一直面对战火硝烟与骨肉分离，年幼的他曾经立志：长大绝不做宣教士，即便成为传道人，也绝不回中国宣教。抗战结束后，戴绍曾随父亲往安徽布道，看到一位中国青年在台前痛哭悔改，他感受到，自己对中国的怨恨背后乃是对上帝的怨气，在圣灵的光照中，他看到自己仍活在民族优越感中，因此幡然悔改。

　　第二年，戴绍曾带着重生的生命赴美求学，结识了立志做宣教士的赖恩小姐（LeoneTjepkema）。两人结婚后，于1955年去到台湾，协助父母在高雄的圣光学院教书，五年后，戴绍曾正式继任为院长，圣光人赞他：“跪下能祷告，站立能讲道”。1970年，戴绍曾为了进一步推动“福音本色化”，联合十四家教会和福音机构在台北创办了跨宗派的“中华福音神学院”，并担任了十年的院长。但对校长一职，不论是在“圣光”，还是在“华神”，他都一心想交棒给中国人，并在华神院讯中，谦卑而恳求地呼求：“我的心渴望见中国教会成长，渴望华神有中国院长……我知道今天我之成为‘华神’院长，是神用我做个过渡的桥梁，真正的主人是中国人；……差会的错误，宣教士的缺陷，正待中国人自己来纠正，来弥补，伏案深思，不禁又要问：‘中国人，您在哪里？’”

　　1980年，戴绍曾夫妇接受海外基督使团（OverseasMissionaryFellowship）新加坡总部的邀请，接下第七任总主任的职位。海外基督使团的前身，就是戴绍曾的曾祖父戴德生所创立的中国内地会，约在1951年底，从中国内地退出的宣教士陆续转往东南亚各国，将戴德生“把福音传给所有中国人”的异象，扩大到东南亚所有的“未得之民”，并于1965年正式更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