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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一直觉得荷马在诗中表现了人类顶天立地的豪气和尊严，直到看到奥古斯丁的一段话始有石破天惊之感，他说：“荷马编造这些故事，把神写成无恶不作的人，使罪恶不成为罪恶，使人犯罪作恶，不以为仿效坏人，而自以为取法于天上神灵。”（奥古斯丁《忏悔录》商务印书馆1997版，p19）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一语刺穿了“诗意”的面纱。

　　奥古斯丁对荷马似乎苛求了些，那些故事并非完全由他编出来，他充其量只是对民间传说予以加工而已。唯其如此，才越发可怕，因为这说明恶已经从根部生发出来。善与恶的评判让位于强与弱的较量，强者拥有一切，包括“诗意”地解构善恶的权利，“强者为王败者寇”并不仅仅是东方的游戏规则。

　　从什么时候开始，人类已经不知道何谓恶了？或者说，人类已经不知道何谓善了？

　　三　原罪中的善恶

　　始祖亚当和夏娃偷吃善恶树上果子的故事家喻户晓，但不知道是哪个“追求低级趣味”的傢伙首先篡改了“偷吃禁果”的含义，使得这一标志原罪起源的重大象徵变得浅薄而又庸俗。“原罪论”可以说是西方哲学对于人性的根本判断，从而衍生出西方文化中伟大的忏悔意识和深刻的反思精神。罪与生俱来，这就註定了“众生平等”，谁敢声称他是个洁白无瑕的人，就等于骂自己不是人。谁也不愿自取其辱，所以西方没有什么“圣人世家”，更没有哪个政客哪个政党敢号称是“伟大、光荣、正确的”。

　　“原罪论”与“性恶论”虽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二者的分歧仍然很大。荀子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人性中恶的特徵：“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我们的始祖不正是因此吃了那树上的果子吗？但荀子矫枉过正了，他完全忽略了人性中仍然有善的一面。这个“善”或许可以称之为良知，它是人类不断追求正义与永恆的内在驱动力。

　　人类的历史固然有许多昭彰恶迹，但其中仍然有一些可歌可泣的亮色，比如说饱受宫刑之苦仍然写就《史记》的司马迁；在火刑中仍然坚持真理的布鲁诺，面对司法黑暗昂然站立大喊：“我控诉！”的左拉－－甚至“让梨”这么一件小事也能给人以温暖。如果人性中全是恶的，那么任何哲学的教导都是扯淡，任何艺术的薰陶都是对牛弹琴，大家全都“轻装上阵，发动机器”好了。到那时，连精神病都不会有－－动物怎么会得这种伤脑筋的病？再说，创造出和谐宇宙的创造者，也不大可能“捏造”出一个一无是处的废品。

　　至于“性善论”则走到另一个极端，人人都高尚得通体发亮，还要圣人之光照什么照？不过是伪君子们的一把双刃利剑而已。“存天理”是幌子－－，连“天”都忘了是什么，还说什么“理”？“灭人欲”倒是真的，不过“人”是“别人”的意思。朱熹说起理来能把天下读书人说得眼都不敢眨，可他一大把年纪还闹“绯闻”，差点把一个看不上他的“三陪小姐”逼得上吊，简直比克林顿还过份。谁要是敢起诉他，他就会给人上一课“常谈之中自有妙理，死法之中自有活法”（朱熹《戊申封事》）。他死追烂打歌妓用的乃是“活法”。圣人的话那是非听不可的，老子一眼就把他们看透了，“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道德经》第38章），意思是谁敢“非礼”，就把谁扔到江里餵鱼。

　　“原罪论”在认定人罪性的同时，并未否认人性中的善，善与恶就像生与死一样纠缠在一起。

　　亚当与夏娃听信蛇的巧舌，背着上帝偷果子吃，表面上看来这好像只是一起“小孩乘大人不在家摸电门”的孤立事件，大不了下次不摸就是了。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蛇和人共同“解构”了上帝的话。上帝明明交代亚当“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创》2:17），而蛇将此一简单命令句改成诱导性的设问：“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创》3:1）；夏娃不知道是记性太差还是欠缺分析能力，跟着来了个进一步“解构”，在单纯的“不可吃”后面又追加“不可摸”（见《创》3:3）！“解构”意味着模煳和否定，所以夏娃和亚当才会肆无忌惮地又摸又吃那果子。其实那果子的品种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善恶已经发生错位！人与上帝的关系已经发生位移！

　　他们两人吃了果子后干的第一件事就让人啼笑皆非，竟然是“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创》3:7），因为觉得赤身露体“有伤风化”。后来中国圣人们颁佈的“男女授受不亲”之类的“廉耻准则”，跟这两位始祖的“觉悟”比起来又不知落后多少：人家是在夫妻之间大搞“文明礼貌”的！这种突兀而又做作的羞耻感从何而来？从罪而来！良知因罪而知耻，但他们选择的方式不是认错而是掩盖，盖不住就互相推诿（其实是掩盖的另一种形式），这就是罪上加罪了。后世那一大套什么“仁义道德”和“人民利益”不就是无花果叶子做的遮羞布吗？以叶为裙，多么绝妙的隐喻！

　　犯罪后唯一有效的弥补方式应该是真诚的忏悔。孩子做了错事如果对父母认错说下次不干了，有哪个父母不原谅孩子的？亚当夏娃倒好，东拉西扯一通，差点没把上帝给绕进去，难怪上帝一气之下将他们赶出伊甸园。

　　人类多灾多难的历史由此拉开序幕。万幸始祖还不算十恶不赦，至少他们没有忘记他们从何而来。这就是善，这就是返祖归宗的向心力。它为人类回归家园（就是永恆）提供了契机，并且我们从以诺、挪亚、亚伯拉罕等人的经历中看见了回归的方式和可能。

　　“性善论”和“性恶论”最严重的问题还不在于各自的偏颇－－它们充其量只是指出了人性的部分特徵，而是在善恶起源上的空白和暧昧。不知其善，何以为善？不知天理，何以存之？善一旦失去绝对标准，人人都可以相对于自己的立场定义善，善恶的界限也就模煳消失了；这就意味着谁获得话语霸权谁就拥有了“善”，“王”与“寇”，“圣人”与“小人”由此鸿泥立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