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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小女子，我认为自己绝对算不上有很高的资质能从事批判性的写作。然而偶尔心有所感也写些披露性的文字，发现自己却也还是带着点批判性思维的特征。并我发现这种写作潜能好像是在我脑子里忽明忽暗地闪烁，当它腾窜起来时我就忍不住要对外界发一通议论，大到国家体制层面小到教会的琐碎生活。再回头琢磨琢磨，吃惊地发现有时居然也说得颇为在理！于是就有一些类似的文章在朋友和网络中传播，不久我也就有了“论断、定罪”的罪名。于是我到神面前祷告，感谢圣灵的光照，我发现在我的有些文章中确实存在着对于别人的论断和指责。而在当时的我，却是抱着某种神圣的批判使命铁骨铮铮地说出那些话的，颇有言正辞厉的豪迈风格。

于是神圣的“批判使命感”和“论断”，就开始在我脑子里开庭争吵，作为法官的我却一时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感觉双方都有道理，但又似乎都存在着缪误，同时彼此纠缠不清。带着这样的疑问，我祷告圣灵在我思想中做光照的工作。中国社会需要批判性的思想吗？……绝对需要！由于我们几千年的专制高压，这个民族的批判性思想不是太多，而是严重的缺乏；人民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不是太强而是严重被摧毁，这导致整个民族具有强大的盲从性。每次当强大的政治风潮卷袭时，举国上下，多少才子多少英豪都乖乖地集体性失语。也可以说这种民族性的盲从和愚昧，也是造就一介弱女子林昭成为烈士的重要因素。林昭自身当然具备极高的政治禀赋，然而却别忘了其天才式的政治洞见，乃是产生于她用鲜血写下的日记中。我想正是因为其不甘盲从、不愿盲从，甚至于敢于舍弃生命的“胆”，从而诱促潜藏于其生命中的政治见地之“识”的爆发。在林昭身上我们看到了真正的一代英豪绝不是仅仅靠着天然禀赋和智质来成就，更主要是蕴藏在生命中的对于真理的坚持和求索，乃至于甘愿舍身的品质！这就决定了有大志有禀赋成为英豪者多如牛毛，然真正在人类历史上写下英豪之业绩者却总是少数。（此是别话）

存在于我们民族基因中的盲从性其实也是被严重地带入了信仰生活中。鉴于人类思维解读真理时通常存在着一种“反邹”倾向，即我们通常是用脑子里的一套固有观念来重新构造进入我们头脑的真理，在信仰初期还通常倾向于用真理来使我们原先的固有观念合理化和圣化。基督徒通常说的要倒空头脑来吸收真理，我曾经努力地去尝试过，可发现好像是有点儿别扭。因为真理进入到人的思维体系中时是必须需要有一“意识载体”，而这“意识载体”经常就是我们的固有观念。但感谢圣灵的护理，随着信仰的成熟，我们的固有观念会逐渐更多地被真理更新。但这种更新通常是发生在与我们心灵最密切、生命经历最深刻的那部分。而至于在宏观层面的意识形态，却通常是很难受真理的更新。这就很容易使我们民族性的劣根性，在信仰生活中被稳稳地套用了圣经中的相关概念，从而在真理之神圣性和威严性的笼罩下，更加顽固而执着！希特勒纳粹在世界气焰嚣张的时候，德国尚且有一小批教会起来坚决地抵抗，我想要是事情发生在中国，那能起来抵抗的信徒可能就寥寥无几了！现在我们看到当时大部分教会在为纳粹在战场上的胜利而高唱“哈里路亚”是多么可笑，然而事情要是发生在我们头上，可能我们的“哈利路亚”会唱得愈加地热烈！因此在今后的中国教会，是非常需要批判性思想并具备批评性思维能力的信徒出现，不是一个两个而应该是一波人。

然而圣经确实教导我们不要论断人！而且我也发现了，弟兄姐妹之间的彼此相爱相彼此建造绝对是建造教会的重要环节。凡是被神所祝福的教会没有不是在这方面做得很好的。你们要彼此相爱，是主自己所赐下的新命令。而批判性思维与论断之间非常接近，甚至两者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经常是以混杂的面目出现。但我相信这两者应该是存在一个区别的，只是在我们脑子里通常还没有厘清它们之间的纠葛和争拗！带着这样的疑问阅读圣经中关于论断的经文。我发现圣经中教导的“不要论断”主要是用在处理微观层面的关系，如与朋友、与家人、与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是为了建造在某个范围内的良好秩序和彼此信任；同时也是出于对脆弱人性的一种保护，是出于对罪人的爱，因为论断通常是会给具体对象造成心灵的伤害并自信心的打击和摧残！……想到这里，论断和批判性思想之间的黏连就渐渐分离开了。也可以说上帝所赐下的批判性思维，主要是适用于批判者站到一定高度，对宏观领域的体制或思想进行思考，发现问题针砭问题。这样的批判不能算为论断！但如果把这种批判性思维的火力对准了个体或单元的人际网络，很容易就变成了论断和指责。这种针对着个体生命的批判，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在某种情况下也确实能发现某些问题，但其造成的负面果效往往更大，也经常与圣经原则违背。在教会中，即便肢体中有犯罪跌倒的，神的心意是我们应当用爱心来把他挽回，并恳求基督宝血对其过犯的遮盖。当然可以有督责和纪律的处罚，但绝不是对准此人来进行批判！即便是犯了重大过错的牧者，也还是不能对其进行批判！如果这样做，与文革时期的大搞批斗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那样的结果只能使教会生活中人心惶惶彼此戒备，或分裂和纷争的出现。而且这种对准个体的批判，非常容易导致原本是为着处理罪的问题，结果却变成了对罪人的审判！但主若是纠察罪孽，谁能够站立得住呢？但当把这种批判性思维发挥在对于整体层面的思考时，就能很好地避开批判本身所具备的杀伤力对于卑微生命体的伤害，而单单对准了最根本的罪的问题。

因此作为信仰生活的批判者，首先其内在生命要经历上帝的反复对付和深层的更新，并把这种恩赐全然降服在造物主的管理之下，能成熟地按照圣经原则进行批判性思考。朋霍扉尔是当时德国反对希特勒政府的中坚人物，显然他对于当时炙手可热的高压政治存在着尖锐的批判。然而在其《做门徒的代价》一书中却说到，只要我们心里存在着某套对于别人的评判标准，那么就非常容易从这套评判标准中发展出对于他人的论断。因此他认为，我们心里都不能存有任何对于他人的固有的评判标准，只能透过耶稣基督来认识和看待。显然他是清醒地区分了，在对于群体的批判性思想和对于个体的论断之间的界定。因此在中国目前那些带有批判性思想并有这种负担的信徒，是特别需要上帝在他们生命和思想中做全然更新的工作。求神帮助在落实到对于具体的肢体层面，批判者要尽可能地模糊对于他人鲜明的评判标准，用爱心来调节批判性思维特征中对于罪的敏感度！但要把这种发现谬误发现罪恶的敏感度，大大发挥在比较大范围的宏观领域或重大决策或抽象问题上。

 这种整体性所呈现的谬误或问题，在初期往往是无形无踪甚至于毫无根据可言的，因此无法靠着逻辑推理来论证。但它却是真实的存在，真实地对于团体里的个体产生强大的影响力，与组织文化对于个体的作用力没有区别！林黛玉所感觉到的贾府中“风霜刀剑严相逼”也就是此类组织性问题。它往往无法落实到个体。就个体的人际来看，贾府中的人好像个个都保持着与黛玉的亲戚关系，客客气气，热热闹闹。但敏感的黛玉所直觉到的这种犹如风霜的逼迫却是真实的存在，它是源自于人心中的恶念和罪。这种存在于人心中的罪和恶念，如果还没有发展成罪行，那么从具体的个体身上来考察往往是非常隐蔽的，但当一个群体的人心中都存在着某种罪时，即便其中没有一个人做出罪行，但罪的杀伤力却已开始真实地发挥功效了。我想这也就是主耶稣为什么要把恨人与杀人等同起来。当一个人处在一个人人都恨他的集体当中，他的生命经常是会被这个集体隐蔽的杀伤力所戕害的。这也就是 鲁迅 先生所说的，人吃人的社会！这种人心的隐恶或罪念，当开始以大规模的方式表达时，就是需要批判性思想来发现来针砭了。因此对于群体的批判性思想，更容易真正对准的是罪的问题。同时由于落实到个体身上，罪性却还没有发展成具体的罪行，因此这种针对群体的批判性思想对于卑微生命体的杀伤力就会极大地减少，但又能对其中的个体产生警戒和提醒！

有许多的思想批判者，在他们对于群体性的批判上往往都是对的，而一旦他们把批判目标锁定在具体的个体身上时却经常犯错。鲁迅作为近代的批判大师，其在对于中国国民性以及封建文化制度的批判上，无疑是达到了近现代思想的高峰，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能超越其之上，但在其对于个体的批判上却经常犯了错误。客观地说，被鲁迅骂过的人中至少有一半恰恰是品行兼优的人。这也是大师留下的美妙杰作！一代属灵伟人马丁路德在对于整个天主教的专制体制和神学思想的批判无疑是划时代的先锋，是被上帝所大大使用的批判性思想。但在改教时期，他对于某些神学家的日夜咒骂却经常骂错了人。总的来说，个体的生命往往是善恶混居的，个体的思想也总是呈现出正确和错误的交叉披凌，是需要用客观中肯的态度来评价。用那种锋芒凌厉的批判，是非常容易发展成了论断。这点对于基督徒非常需要警醒，因为在末日审判时，我们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要供出来。因此建议在一对一的关系中，多说造就人的好话，让听到的人得益处。即便是对于世俗上的名人或政要人物，在批判时也是要十分谨慎，避免产生对别人人身攻击和人格上的损伤！基督徒批判者如果没有来自神的爱为批判的导向，那么就容易沦落为世俗行为主体之间的彼此贬低和叫骂，不但没有多大意义还羞辱信徒的身份。李熬式的批判不值基督徒批判者仿效也！在批判时也要十分警醒，不要一方面在批判着别人的罪恶，但同时却把我们自己内里的苦毒和仇恨挑拨了起来。要知道，人心中都存在着一个幽深的黑洞和一层没有见底的污秽！

但对于一个庞大性的制度以及某个政党的决策等，是可以进行犀利的批判的。因为在这种处境下，批判者本身就处于弱势和孤立，如果再不能说出深刻而严厉的观点，中中庸庸委委婉婉，那说了等于没有说。中国社会非常需要这样的批判声音，尤其是来自民间的批判声音出来。一个带着严重罪性的结构性制度我们不能爱，但我们要爱被囚禁在其中的罪人。因此对于庞大的作恶制度的批判，是对于其中罪人的一种更为深沉的爱。这就好比上帝痛恶漫天漫地笼罩着世界的罪，却爱着被罪恶势力笼罩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