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基督将军"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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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我所知，冯玉祥(焕章)将军在清朝新军二十镇第四十协八标当把总时，随军调辽宁新民屯，当地有美国长老会所立教堂。某日，冯闲游路过教堂，正值由中国牧师刘岳主讲《基督的自由、平等、博爱》。冯听了很觉入耳，感到基督教的教义，对带兵大有用处，还感到教会中的人和气又有礼貌，就开始对基督教产生了良好的印象。 　　冯玉祥年轻时不善辞令，升任八十标第三营管带(即营长)，标统让他向部下士兵讲话，他面红耳赤，脖子也粗了，越急越说不出话来。这就更激发他勤去教堂听讲，借此学会向群众讲话的技巧。这是冯日后信教的引线。

　　1911年辛亥革命，冯玉祥乘军队在滦州秋操练兵的机会，偕所部张之江、李鸣钟、张树声，韩复榘等人，与施从云，王金铭两营长和白亚雨等合谋，打起反清旗号，在滦州起义，不幸遭到通永镇总兵王怀庆欺骗出卖，功败垂成，施、王、白三烈士就义，冯和所部4人，分别被递解回籍。那时，后来成为我女婿的许骧云(明山)正在冯部下当司号兵，亲自哭送，非要跟着不可。冯好言抚慰劝阻，告以将来如能免祸并得获寸进，定当接许一起同甘共苦。

　　冯辗转来到北京，得到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的营救和提拔，不久作了京卫军营长。当时是清朝宣统三年(1911年)。我刚刚从昌黎美以美会调升北京美以美会亚斯立堂(AsburyChurb)作主任牧师。冯玉祥在辽宁新民屯已对基督教有了好感，来到北京这个作为首都的地方，更愿借基督教作为联络社会上层人士的阶梯，以便利其发展。他虽然住在西城西单三条，却远道跑到东城东单孝顺胡同亚斯立堂这个北京最大的教堂来作礼拜，从此我开始和他相识。他几乎每礼拜天都来听讲，所以我和他往来日渐密切。冯玉祥常对我讲起他对基督教的看法，说："耶稣是个大革命家。他讲贫穷的人得福音，被掳的得释放，被捆绑的得自由；他还责备法利赛人假冒为善。"又说："救国必先正人心，除了耶稣谁能正人心呢？"我感到冯玉祥之所以信奉基督教，是有意地走上宗教救国拯民的道路。

　　1914年，我东渡赴日本负责华侨教会工作，并兼任东京中国留学生青年会会长。1915年10月10日我回国前夕，在东京青年会礼堂，主持召开辛亥革命纪念大会。当时袁世凯成立筹安会，图谋窃国称帝，引起国内外革命人士的强烈反对和谴责。在东京举行的这次大会也不例外，革命党人黄兴、李烈钧、戴天仇等3人在会上发表演说，慷慨激昂地坚决反对袁世凯颠覆民国，企图称帝的阴谋。第二天东京《朝日新闻》披露了青年会开会反袁的新闻，因我是大会主席，我的名字也上了报，跟着天津《大公报》也转载了这条消息。10月12日我离开日本回国。到北京后，亚斯立堂副堂刘马可牧师见面就向我提起天津《大公报》刊登了我在东京主持开会反袁的消息，并嘱咐我多加小心，说："袁世凯曾公开表示过，谁反对他作皇帝，他就收拾谁。"我听了很担心。特意专程跑到天津找到《大公报》主笔英时夫。他是天主教徒，我曾和他一起开过会，所以早就认识。他出主意让我写一封信交给《大公报》，声明我自己既身为青年会会长，开大会就是当然的主席。然后由《大公报》披露，这样便可替我释开关系。我只得照他的主意办了。事后，袁世凯的大礼官蔡廷干见到我说："元首已谅解此事，刘牧师尽管放心。"我心中才算一块石头落了地。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孙中山先生忽然从广州给我寄来一封信，托我向冯玉祥说项，让他相机在华北起义，联合倒袁。这又害得我受了一场虚惊。原因是孙先生的秘书长徐谦(季龙)是个基督教徒，早就和我认识，可能是他知道我和冯将军的关系，向孙先生出的主意。那时冯玉祥已随陆建章赴豫打白朗在洛阳升为陆军第十六混成旅的旅长。孙先生寄给我的信，信封很大，上写"广州孙中山寄"，颇惹人注目，我见信后，心里担惊受怕，忐忑不安。因为当时袁世凯对所有进行反袁活动的人，一律采取恐怖镇压的手段，我唯恐这封信给我惹来麻烦。事后知道幸亏这封信是通过日本邮局寄来的，如果直接由中国邮局寄送，就会受到当局检查，那对我就很危险了。我总觉得把这封信留在身边有些不妥，索性把原信托教友设法交给冯玉祥将军。他表示用不着孙关照，遇到机会，他会主动起义讨袁的。由此可见，冯将军是深明大义的。

　　我从日本回到北京后，声望增高，受到教会内中、外人士的重视，因此美以美会华北年会特意从原有的京兆北和京兆南两个教区又划出一个北京教区，管辖城内各教堂，派我作首任教区长(当时名称是连环司)。及1917年的圣诞节，我以教区长的身份，主持一次隆重的洗礼。就是在这次盛大的洗礼中，我亲自给冯玉祥将军按手施洗。同时受洗的还有政府官员、银行经理及各界人士共计94人。

　　袁世凯命令陆建章率冯玉祥所部第十六混成旅由豫到陕西，任陕西督军，冯随陆入陕。嗣后陈宦奉袁世凯命出任四川督军，冯又由陕入川，隶陈宦部下，为暂编第一师长。这时袁世凯已龙袍衮服作了皇帝，改元洪宪，遭到举国人民的反对。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曾一度拥护袁世凯的进步党都起来倒袁。陈宦原是袁世凯手下的红人，被派坐镇西南。冯玉祥力促其倒戈反袁，陈慑于冯的兵力雄厚，又看到大势所趋，不得不宣布四川独立，举起讨袁的义旗。冯玉祥在四川还与云南督军蔡锷(松坡，时为护国军总司令)共商讨袁大计。袁世凯在全国上下一致讨伐的声威下，终于被迫取消帝制，不久便郁郁而死。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代行大总统职权，冯国璋任副总统，段祺瑞(芝泉)任内阁总理。黎与段争权夺势，互相倾轧。黎招引安徽督军张勋(原为清朝将领，号称"辫帅")进京作他的臂助。张以调解黎、段纠纷为名，暗中勾结清朝遗老康有为等人导演了一幕清廷复辟的丑剧。这时冯玉祥已奉调由四川北来，驻扎京、津间之廊坊，正在西山养病，奉到段祺瑞讨伐张勋的命令，急忙赶到廊坊，召集所部，连夜开拔，还在马厂誓师之先就已起兵，攻进北京，击溃辫子兵，张勋复辟阴谋彻底失败。冯玉祥打张勋时，我的大女婿许骧云(后又续弦娶了我的六女儿)在冯部下任机关枪营营长，驻扎在天坛，曾邀我去参观军容。经过讨袁、讨张两役，冯玉祥和他所部的十六混成旅立下了汗马功劳，崭露头角。张勋复辟之乱平定后，冯玉祥率领部下李鸣钟、许骧云和军政执法处秘书长商震(启予)等人，全副武装，骑着高头大马到亚斯立堂聚会，教徒和邻近群众对教堂特为重视。

　　打败张勋后，黎元洪自行下台，冯国璋继任大总统。冯死后，徐世昌(菊人)接任，有名无实，而段祺瑞尚掌握军政大权，直、皖两系裂痕日深。段祺瑞排除异己，任用私人，特别是对旁系的军队，更是百般压迫，克扣军饷，办图消灭之而后快。段把他的亲信皖系军阀张敬尧派作湖南督军。张所部名为官兵，实际连土匪都不如，鱼肉乡民，无恶不作。而于1919年冯玉祥却被调出在张的辖境内作了湘西镇守使，驻守常德。冯处处受张的气，心中愤懑，所以在常德期间，对基督教更为热心。他和"根本论会"的美国传教士罗感恩大夫交往很密。罗常给冯部下的官兵看病、讲道。后来罗给冯玉祥的妻子刘夫人兄弟治疯病，不幸疯人竟开枪将罗打死。冯玉祥非常难过，感到无以面对罗的妻子。罗妻非但不怪罪疯人，反倒用圣经上的话说："求主饶怒他，因为他所作的他不知道。"冯更受感动，对罗感恩总是念念不忘。日后每向我提起这事，还很激动，甚至不恰当地把罗感恩比作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冯总觉对不起罗的家属，便给在美国的罗的儿子汇去8000元补助学费。罗子却将原款璧还。冯便用这笔钱盖起了一座可容500人的礼拜堂，名为"思罗堂"，全部用木料建成，可以随时拆开，随时搬动。礼拜堂落成之日，还举行了开幕礼拜，许多教会中人赶来向冯将军祝贺，如汉口的黄吉亭牧师、沈文清牧师、胡兰亭牧师、胡厚斋牧师等都作了讲话。以后冯的军队移在哪儿，就把这活动礼拜堂搬到哪儿。凡军中讲话，讲课，开会，作礼拜，均使用之。礼拜堂落成后，军中官兵多有听讲道要求受洗入教的，于是冯电邀我到常德去为他部下官兵讲道并施洗。我乘船到常德时，冯玉祥派他的参谋长刘郁芬(兰江)在阮江码头迎候，陪同我到镇守使署，冯大开辕门列队亲迎。我在常德和冯盘桓了几天，为全军官兵讲道，并给100多名官兵施洗，其中有常德县知事的薛笃弼(子良)。后来有个英国传教士仁修本到常德传教，冯请他为官兵讲道。这个年过60的传教士善于泅水，冯请他在沅江向全体官兵作渡江表演，借以鼓励部下学游泳，作为健身之道。冯玉祥想借教牢固军心，认定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强盛与信仰基督教很有关系。我在常德时，他亲口对我说："非基督教不能救中国。耶稣是全能全知的，我说一句话，耶稣在天上能听见；若是对人说话，隔着墙就听不见了。"足见那时冯玉祥信教是有他的用意的。冯玉祥在湘西任镇守使时，段祺瑞以武力统一南北并召集安福国会，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先已成立护法军政府，被选为大元帅，形成南北对立。1920年，直系军阀、直隶督军曹锟(仲三)，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与吴佩孚(子玉)，一起兴兵倒段，北洋军阀内部起了内讧，直皖战争爆发。南军赵恒惕(炎午)、谭延闿(组庵)乘机进攻长沙，张敬尧弃城逃跑，退到岳州。沿途烧杀淫掠，当地人民畏之如虎狼，纷纷到教会躲藏。张部败兵冲进教堂搜查，一美国传教士上前拦阻，被乱兵枪杀。美国从上海调来军舰，沿江上溯，直捣岳州，沿途撞翻许多民船，多少无辜百姓惨遭灭顶。后来张敬尧见事情闹大了，很觉害怕，知道冯玉祥和教会素有往来，托他的亲戚贾凯章来央求冯通过教会关系，替他向美舰说情。冯本耻张之为人，干脆拒绝说："这没有情可说，既是姓张的打死了人，只有姓张的拿命去抵。"赵、谭进驻长沙后，冯玉祥接到代理国务总理萨镇水的电报，夸奖冯治军有方，并关照冯已得孙中山先生同意，南军不与冯部冲突，尽管安驻常德。

　　不久，北京政府调冯部移驻湖北。冯遂率部到达汉口，驻扎碪家矶。1920年9月，孙中山先生派徐谦(季龙)和钮惕生带着他的亲笔信来见冯玉祥。徐和钮都是基督徒，过去就认识，他们鼓励冯和孙先生一致从事革命工作。冯表示北方大都受清廷遗毒，误国害民，全国人民和有志气的将领都仰望孙中山。后来冯派他的秘书任佑民(基督教徒)到广州去回拜孙中山先生，表示只要孙先生用得着他，他无不尽力以赴。果然到了1924年，冯玉祥联合奉军打倒曹锟、吴佩孚后，就实践了自己的诺言，首先电请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大计。这与此次孙、冯互派代表往来还是有直接关系的。

　　以英帝国主义为后台的直系军阀吴佩孚、曹锟，终于打败了以日本帝国主义为后台的皖系军阀段祺瑞。段下野后，黎元洪再次作了大总统，曹、吴掌握兵权，分任直、鲁、豫巡阅使和副使。冯玉祥仍是个旅长，调驻河南信阳。吴佩孚从一开始就排挤冯，冯的军饷毫无着落，眼看吃饭都成问题。冯跑到保定见曹锟，又到北京见徐世昌，找总理兼陆军部长靳云鹏，费尽唇舌，毫无结果。冯一怒愤然辞职，经全旅官兵挽留，加上孙中山先生来信的鼓励，勉为其难地继续维持下去。于此期间，冯玉祥写成《十六混成旅练兵纪实》一书，内容共20卷，除有关军训练以外，还有比赛、讲演、读书、运动会、青年会、新剧团、售品所，工厂、学校等篇章，可见冯将军受西方文明和基督教的影响是很深的。他所写的关于练兵的事中，充满了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色彩，特别是基督教青年会的一套所谓"德、智、体、群"的内容。信阳有几处基督教的教会，冯玉祥常到教会去作礼拜，和外国传教士及中国牧师们不断来往。有个牧师名叫朱浩然，传教之余还开着商店，冯却夸他长于演讲并热心公益。

　　直皖战争后，皖系军阀都被赶下台去，但陕西督军陈树藩拥兵自卫，抗不交出地盘。1921年二十师师长阎相文(焕章)受命率部入陕以武力接收。冯玉祥奉令率十六混成旅为先头部队，经渑池入潼关。冯部张之江、李鸣钟两团连战连捷，陈树藩退守咸阳。冯玉祥替阎相文打开了西安的大门。阎替冯向曹锟请功，曹给冯的奖励仅只是改十六混成旅为十一师，给冯一个师长的虚名，既不增饷又不加枪。阎相文作了陕督，处处受吴佩孚的气，又逢阴雨连绵，粮路断绝，财政毫无办法，阎吞大烟自杀，冯玉祥奉命署理陕西督军。冯玉祥把曹锟和吴佩孚派到陕西吃闲饭的800名顾问、参议、咨议全部打发走。他们向曹、吴造谣中伤，说冯玉祥手下用的都是基督徒和革命党，此外一律排斥，这就造成了吴佩孚对冯的恶感。督陕期间，冯玉祥严禁鸦片，提倡教育。冯玉祥在陕西和圣公会浦化人会长相识，浦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任陕西圣公会会长，后来浦于1927年去苏联，归国后思想转变，放弃信仰，著《穷人有福》一书，阐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理，后于上海被国民党逮捕，直到1936年抗战前，冯玉祥才设法将浦保救出狱。当冯玉祥任陕西督军时，北京青年会总干事美国传教士格林约我陪他一起去西安看望冯玉祥，我没有去。

　　1922年，亲日、媚日的梁士诒在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支持下组织内阁，引起第一次直奉战争。吴佩孚调冯玉祥十一师火速集中洛阳，冯部士兵臂章写着"害民贼，瞄准打"。前方吃紧，吴佩孚令冯坐镇洛阳，担任后方总司令。河南督军赵倜附奉，偷袭郑州，幸有暂编一师胡景翼(笠僧)感到冯因公废私，大义讨奉，赶来助战，打败赵军，赵倜逃到上海租界作了寓公。冯玉祥进入开封，被任命为河南督军。在河南由于赵倜的提倡，庙宇很多。冯玉祥提倡基督教，反对佛教，拆除偶像，赶出僧尼，把庙宇改为学校，其中著名的有培德学校和军官学校。冯玉祥的这种举动受到僧尼的造谣诽谤，吴佩孚也对他大为不满。冯玉祥虽然相信基督教，但对冒基督教之名骗钱害人的事，却绝不宽贷。如有一个从安徽桐城来的基督教徒，在开封办了一所学校，以同乡和教友的双重资格求见冯玉祥，请冯担任学校董事长。冯派余心清前往调查，发现这个学校裙带风很盛，任用私人，骗取学费，误人子弟。冯玉祥下令学校停办，并退还所收学费。冯玉祥任河南督军时，我曾前去看望他，并为他的军队讲道。冯一点督军的架子也没有，每天清早起床，骑着脚踏车出去办公。每餐一汤一菜，有客人时只加一个菜。因信仰基督教，无论谁来，一律不招待烟酒。

　　吴佩孚处处排挤冯玉祥，电令冯每月在河南替他筹划20万元款项，冯复电拒绝了。吴怀恨在心，授意让阁员高恩洪提请黎元洪大总统于1922年10月，把冯调京任陆军检阅使，明升暗降，实际上是把冯赶出河南，削除他的兵权。冯玉祥抵京时，黎元洪派北京卫戍司令王怀庆前往车站迎接，我也以友人的身份赴车站亲迎。冯没有乘坐头、二等车厢，而坐在养马的棚子车里，这也是发泄对当局不满的一种讽刺。冯任陆军检阅使是个有名无实的空缺，他的部下都跟着了，而粮饷却毫无着落，处境很窘。我便见义勇为，设法帮他度过难关。我在社会上有些名气，因而得知政界朋友往来，连黎总统也对我另眼看待，所以我能有机会向黎进言，替冯说好话。一次，黎元洪在东厂胡同公馆请客，被请的有政界要人和社会名流王正廷、顾维钧、蔡廷斡等人，我亦被请。便乘机替冯玉祥在黎总统面前斡旋，要求把崇文门税务局监督一缺放给冯玉祥委派部下担任，收得税款一半作冯的军饷，一半仍拨归总统府。黎面有难色，未即允诺。当时冯玉祥发起的政界基督徒祈祷会，每周在方巾巷我家客厅举行，参加的有各部部长和眷属，会后也谈些政治上的事。一次会后，冯向大家说："至今我的军饷没有着落，如果黎大总统不肯让出崇文门税务局监督的缺，诸公可以给他撂台。"后来我本着冯的意思，见到黎元洪时，向他暗示，如果仍不同意让出此缺，将来会为难的。黎听出我话里有话，不好再坚持，便让我转告冯玉祥，此缺可以让出，由冯派人担任，但总统府的开销和黎本人的薪俸每月需8万元，必须由所收税款内拨付，余款冯可任意处理。至此，这事方算圆满解决。冯玉祥委派薛笃弼担任了崇文门税务局监督。后来冯又得到他的老上司、当时的国务总理兼陆军部长张敬舆(辛亥革命时任二十镇统制，冯在他手下任营长)的帮助，扩大改编冯部为一个师和三个混成旅，并替冯弄到京绥铁路局长一缺，简放孙连仲担任。两处收入合在一起，除掉拨付给总统府的以外，每月净余15万元。这样才解决了冯的难处，使吴佩孚想困死冯的计谋未能得逞。

　　上面提到的政界基督徒祈祷会是怎样一个团体？又是怎样成立起来的呢？缘自冯玉祥调京任陆军检阅使后，表现的救国心非常殷切，想尽各种办法，联络政界中基督徒重要人物，以培养成一种势力。他常向我说："基督教能救中国，但军政界基督徒不少，何以国家软弱？主要原因是没有组织起来。"冯遂倡议发起联络政府内的基督徒成立政界基督徒祈祷会，宗旨为团结救国，并于1923年1月14日在我家客厅开成立会。参加的人有我和冯玉祥，王宠惠(国务总理)、颜惠庆(骏仁，外交总长)、王正廷(儒堂，农商总长)、张英华(月笙，财政总长)、李禾(海军次长)、徐谦(孙中山先生的秘书长)、余日章(青年会全国协会首任中国总干事)等人和他们的眷属。每星期日下午2时举行一次聚会，先祈祷、读经、讲道，由与会者轮流主领。每次讲完还由我领着作团体游戏、猜谜、猜物等文娱活动，作为余兴。第二次会原定在王宠惠家中举行，但颜惠庆提出：如果轮流在各家开会，恐怕有些不便，祈祷会总以在牧师家为宜，外人不会有闲言琐语加以责难，所以后来一直在我家客厅开会，没有采取轮流在各家举行的办法。这个政界基督徒祈祷会一直持续了两年多，直到1925年冯玉祥调任西北边防督办以后，才停顿了。

　　陆军检阅使署设在北京南苑航空署旧址，冯为纪念罗感恩大夫，在南苑又重建了一座思罗堂，用为军中作礼拜并举行演讲会的场所。我曾去领过几次礼拜，并于1924年为冯部下官兵5000人举行盛大洗礼，我把北京各教会的牧师都请去帮忙。同年我还曾到冯部张之江第七混成旅驻地通州为1000名官兵施洗。冯玉祥曾请王正廷、颜惠庆、黄郛(膺白，教育总长)、蒋百里等人到思罗堂为所部官兵讲演，所讲无非国际局势、国内政治、军事等问题。冯玉祥受基督教唯爱主义的影响，对残废和阵亡官兵都有所抚恤，每年为残废官兵举行一次宴会，在南苑为阵亡将士建了一处昭忠祠，把他们的子弟免费送入官佐子弟学校。冯玉祥还在南苑办了一所培德中学，由留美归来的余心清任校长，并在通州设立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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