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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1937年底南京失陷后，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仓促撤离。大部分师生长途跋涉来到成都，避难于华西协和大学校园内。圣约翰大学和沪江大学都搬到租界内继续开办，东吴大学与之江大学也分别迁到上海租界，这几所学校联合成立了基督教联合大学。

　　圣约翰大学科学馆

　　但是，缝隙里生存很快被珍珠港事件发生、美国参战而打破，这些大学不得不又开始动荡的大迁移。后来仅有圣约翰大学有后台撑腰，才得以不受太多干扰。

　　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因为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在抗战中被投入集中营3年多时间。战后他被放出来立即着手复校事宜。这位勤劳的校长主持开学典礼后，又立即飞往美国给学校筹款。

　　这次劫难随着抗战胜利结束而结束，其他教会学校像燕京一样纷纷复校，并迎来了大发展的几年。

　　然而，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这些教会大学又遇到了致命打击。

　　教会大学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工具，这一论点由于×××的反复重申而成为真理。×××在《“友谊”,还是侵略?》一文中强调:“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并一一点了这些教会大学的名。

　　这时随着中美关系的恶化，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国人的反帝情绪急剧高涨。新中国首任教育部长马叙伦充分贯彻最高指示，表示要研究中国参考苏联，不再允许外国在中国境内办学。山雨欲来风满楼，大多由美国人所办的教会大学首当其冲。

　　1950年9月23日，中国基督教界发表宣言“防止帝国主义利用教会危害中国人民”，各个教会大学校长纷纷签名支持，并掀起了肃清美帝文化侵略影响的热潮，从教授到学生纷纷撰文愤怒声讨美帝的文化侵略。

　　对教会大学的整治是从辅仁大学开始的，1950年10月z /-府接办了此校。接着1951年1月，z /-府颁布《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机关的指示》，各教会大学被迫与国外教会脱离关系，但这样也没能挽回它们颓败的命运。

　　在1952年落叶缤纷的多事之秋，国家对各大高校院系进行大调整，许多综合性大学都蒙受损失。此次院系调整除了合并重组高校系科，私立大学全部被改为公立，还根据苏联教育模式设立大学结构。在这次院系大调整中受伤最深的莫过于教会大学，所有的教会大学悉数被解散，院系撤并到相关院校中。

　　已经被g e命群众占领的各个教会大学，认为“院系调整能够实现是‘三反’运动开展后所带给我们的胜利果实之一”。对于撤消校名认为是绝对必要的，是意味着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彻底破产。对解散各自的大学表示热情的支持，一些外国的教员先后被遣送回国。

　　伴随着院系调整的鼓点，这些曾经显赫一时的大学纷纷被拆分，院系毫不保留地被分解到其他院校中。比如，燕京大学的文科、理科等并入北大，工科并入清华，校址“燕园”成为北大的校园。圣约翰大学院系分别并入复旦、交大、同济、华师大，原址上建起了华东政法学院。之江大学院系并入浙大、同济，在原址组建了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前身)。

　　忘却的纪念

　　这个故事的结局是悲剧性的，但故事本身并非悲剧

　　这些教会大学在20世纪上半叶划下句号时，它们可以充满骄傲地回顾既往，也可以怀着足够的自信看待现实。在今天中国大陆每一所名校的背后，似乎都能看到一所教会大学的影子。其实这并不难理解，从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到哥伦比亚大学，无一不有着教会的影子，几乎都经历了漫长的世俗化过程。

　　这些教会大学就这么集体消失了，并因政zh i原因而被国人所遗忘，但是这一群体对中国教育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它们在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良好的示范与导向作用，它们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典范，其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和规章制度等诸多方面，以及更为直接地引进了西方先进的办学模式，使得中国人自办的大学有章可循。它们培养的毕业生不仅为社会输送了栋梁之材，也为中国大学提供了师资力量。

　　毕业于金陵大学的宋子文就曾说过：“了解教会大学在中国现代化事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的人太少了，金陵大学应属这些最前列的学校之一。”这样高度的评价同样适用于燕京大学等其他教会大学，它们的功勋应当被历史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