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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19年到1937年，经过司徒雷登校长18年的努力，燕京大学不仅成为中国一流名校，也已经可以和世界名校媲美了。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司徒雷登因为拒绝和日本人合作，被关进集中营。这就是×××同志上面说的“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整整坐了3年零8个月。1945年日本投降才放出来，立即着手复校事宜。主持开学典礼后又立即飞往美国给学校筹款。为了中国的教育事业，可谓呕心沥血。

但因此，却被×××同志说成是“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很奇怪，他为什么要装呢？装给谁看呢？

    不得不说一个令人遗憾的事情。1955年8月1日，就在司徒雷登离开中国6周年之际，他立下了一份遗嘱：“我指令将我的遗体火化，如有可能我的骨灰应安葬于中国北平燕京大学之墓地，与我妻遗体为邻……如果此种安葬证实不可能，则上述骨灰可安葬于其他任何地方……”
    一个人想把自己的骨灰安置在异国他乡，背后有着怎样动人的故事的啊？他自己评价自己说：中国人的成分要多于美国人。实际上，他已经把自己当成了中国人了。他和中国人一道经历了清王朝的覆灭，中华民国的降生；在历次学生运动中坚定地站在进步学生和爱国知识分子一边；抗战期间为中国坐 l a o；他目睹了国民党的倒台，见证了×××的胜利；他倾心力促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组成联合z /-府；他是燕京大学的缔造者，中国现代教育的先驱；他家几代人生在中国长在中国……为什么就不能埋在中国呢？

事实残酷地摆在我们面前，中国z /-府拒绝了他的请求。

尽管相关人员至今还在努力，但是，没有结果，“上面的意思是以后不要再提此事了”。有报道说，为了在有生之年完成司徒雷登嘱托，傅泾波（司徒雷登的中国助理）曾多次向中国驻美大使馆陈述司徒雷登的遗愿。1986年，傅泾波找到中国驻美大使韩叙，托韩将两封信带回国转交有关方面，其中有一封信是直接写给邓小平的，信中再次提到了司徒雷登的遗愿。在傅泾波1988年去世后，傅泾波的儿子傅履仁将军仍然在作这方面的努力，但是，结果仍然是令人失望。

我百思不得其解，一个为中国作了这么多好事情的人，难道就因为×××同志的一篇遗作就永远定性为敌人了吗？难道就因为当年中美对立，而他恰恰是美国的大使，就永世不能翻身了吗？即便中美关系已经恢复？

就算他的骨灰不能安置到北大校园里，难道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胡适语）的学子们会忘记他们的第一任校长吗？北大至今仍然遵循着司徒雷登校长确定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仍然牢记司徒雷登校长的话：“我们的目的是以养成一种合作、建设、服务人群的精神，以服务社会国家。……我们不要变成世界最有名的学校，也不要成为有史以来最有名的学校，而是要成为‘现在中国’最有用的学校。”谁能相信讲这话的人是一个非中国人？是一个没有资格把自己的骨灰安放在自己亲手创建的校园内的人。

1936年，当司徒雷登60岁的时候，曾为燕大学生、时任燕大教师的冰心在《燕大周刊》上撰文：“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上千上万的人，这上千上万的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为婴儿施洗的是他，证婚的是他，丧礼主仪的也是他。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多么可亲可爱的人啊！

1949年，在国共“调停”失败后，司徒雷登站在了蒋介石一边，这是出于他美国大使的立场，他只能这么做。但是当蒋介石下台，国民党z /-府被迫迁往广州，要求各国使馆一同南迁时，他却坚持留在南京，以务实的态度积极与中国×××代表联络，并希望美国z /-府及时承认×××中国这一现实。他已做好了到北京与×××和周恩来会谈的准备，但他的建议没有得到美国z /-府的批准，不得不遗憾地离开中国。途经冲绳岛时，他发表声明主张美国应承认中国×××的政权，因此被美国国务院下了“禁言令”。与此同时却又遭到×××《别了，司徒雷登》文章的嘲笑，两头受气的他却并没有怀恨在心，依然四处奔波，呼吁美国z /-府承认中国×××政权。一直到死，他都关注着这个被自己称为故乡的地方——中国。

司徒雷登曾经这样评价中国：“在形成本世纪和下个世纪的历史上，他们将产生巨大的、可能是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他的话正在得到印证。

好在现在除了毛选以外，大家终于可以从其他渠道了解司徒雷登了，和这个名字相联系的已经不再是帝国主义×××，不再是伪装和欺骗，取而代之的是高尚，是奉献，是感动，和一点遗憾。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已经正式出版了《司徒雷登传》（李跃森著）。

1962年司徒雷登在华盛顿歇了他一世的工，安息主怀，终年86岁。他生前的遗嘱至今未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