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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影响宗教
宗教与文化之间会有互动，因为一方面，宗教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的产物；但另一方面，宗教也是文化的核心资源，是文化的推动力。正所谓“时势造英雄，英雄也造时势”。一方面，文化发展会孕育及催生一些宗教运动；另一方面，人的宗教经验与思想也会导致宗教运动，而宗教运动又会反过来塑造及更新文化（参McNeill，1968）。
基督教与近代西方文化互动的最好案例，是1517年开始的宗教改革。一方面，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与运动催生了马丁路德所带领的宗教改革运动；另一方面，这场浩浩荡荡的宗教运动对近代欧洲文化留下深远的烙印。
先说文艺复兴对宗教改革的影响（以下参Spitz， 1971：304－305、1985：55－58）。宗教改革的先驱者如马丁路德、茨温利，及第二代改革者如加尔文等人，都是文艺复兴之子，人文学术素养极深。因此，第一、文艺复兴运动强调要回到根源（古希腊、罗马），宗教改革运动也强调要回到圣经及早期教会。
第二、文艺复兴运动重视古典语言，主张要直接用原文读原典，因此不少教父著作也得以重印面世，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及希腊文新约圣经，也经慎密校勘及考据而以新面目流传。第一代的宗教改革者，都是直接读伊拉斯谟（Erasmus）所出版的希腊文新约圣经新版本，而不再倚赖当时教会所用的通俗拉丁文版本；因此，他们对圣经的理解是透过与原文圣经直接相遇，而绕过了主导的中世纪圣经诠释传统。第三、文艺复兴的人文学者都把古希腊视为光明时代，而视中世纪为黑暗时期，对其经院哲学尤其反感。同样地，宗教改革家也把改教前数百年视为教会历史中教会最败坏、最腐化、最滥权、最迷信、最专注凭行为称义的时期。第四、当时的人文学者对教会仪式的空洞形式化，对于上自教宗，下至一般修士的假道学深感不满，对罗马教廷怨声载道，伊拉斯谟（他是当时全欧洲最有名望的人文学者）于1509年大胆出版了《愚人颂》，透过“愚人”之口，讥讽嘲笑当时教会内部的虚伪和黑暗。宗教改革者，正是顺着这个批判方向，彻底地在神学上去寻找腐败之源。 第五、文艺复兴导致对知识和书籍渴求的人数增加，促使发明家去寻求一种能大规模生产印刷物的方法。
1455年古登堡在德国用活字印刷术印制了200本圣经，意味着大众传媒的出现。据一些历史研究指出，在宗教改革前，德国所出版的书籍平均不过是每年40本，于宗教改革后，德国所出版的书刊平均每年达到500种！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把“95条论点”钉在维登堡大学教堂大门外，两星期后，透过新的印刷术，这“95条论点”便如星火燎原般传播到欧洲每一角落（Spitz，1971：306）。因此，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最近在评估以往千年中最具影响力的一百宗事件时，就把1455年古登堡印刷了200本圣经，视为以往一千年所有事件中影响力最巨大的大事（时代生活，1999：105）。
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假若没有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与运动，尽管16世纪初教会有多腐败，人心如何思变，一个彻底的改教运动仍不会发生，或不会于16世纪就发生，或就算在德国发生了，也不会如火如荼迅速席卷全欧洲（参Ozment，1980：316）。文化对宗教运动的起源及发展，有庞大的影响力；这是“时势造英雄。
二、宗教影响文化
另一方面，“英雄也造时势”，宗教改革使欧洲文化得到一股新的创造力，自此之后近代欧洲文化面目全非。以下会按政治、经济、科学、教育及艺术五个角度，逐一解释宗教改革如何塑造了近代欧洲文化。
（一）在政治方面，宗教改革时，新教的不同宗派都有感于教会腐败的原因之一，是教会眷恋世俗政府的权力而致，所以主张教会应从政府中分离出来（简称政教分离）。他们主张教会要自理门户，不需接受政府的保护，借助政府的刑罚来打击异端。其次，教会要纯洁，避免龙蛇混杂，加入教会者都应该是出于自由的抉择，才有真诚的信仰。再者，教派之间的冲突及迫害造成太多流血事件及恶性循环，与其互相迫害，不如和平共存。因此，新教主张宗教自由、宗教宽容、甚至要废除国教。为了要落实宗教自由及宽容政策，政府便不应介入宗教事务，于是这政府便有权限。这种有严格权限的政府观，正是自由主义式民主的核心思想。所以，英国新教徒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既是欧洲自由主义的鼻祖，也是宗教宽容的有力鼓吹人；他的《政府二论》及《宽容书简初篇》是同年 （1689）出版，事非巧合，而是理当如此。
当代美国大哲罗尔斯（John Rawls）在其《政治自由主义》中便承认，宗教改革后产生的宗教宽容思想，正是近代西方所珍惜的思想自由及信仰自由的起源；而宗教多元的局面又带来社会文化其它方面的多元化。因此，他同意近代西方的自由民主是源自宗教改革（Rawls，1996：xxiv－xxvi）。换言之，宗教改革为近代西方政治文化带来巨变，这虽非宗教改革的初衷，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此外，有教会历史学者研究，从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西方的新教国家（如英国、荷兰、瑞士、北欧三国、美国、加拿大），除了德国以外，民主步伐都要比天主教国家（如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奥地利、比利时等）及东正教国家（如俄罗斯、巴尔干诸国）步伐要快很多。这些奉行新教的国家所实践的民主是自由主义式的民主（即严复在〈原强〉一文所谓的“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天主教国家却在20世纪中之前往往反其道而行，究其原因至少有三。第一、罗马教廷的中央集权式管治于宗教改革后变本加厉，于是与君权神授的绝对权力论精神契合，与限制君权的民主精神却格格不入，甚至抗拒。再者，由于罗马天主教坚持思想大一统于梵蒂冈，所以坚决反对宗教宽容及所带来的宗教多元（天主教是要等到1962－1965年召开的第二次梵蒂冈会议，才宣布接受宗教自由及宗教宽容原则）。
第二、19世纪及20世纪上半叶期间，天主教的社会训导思想都持续旗帜鲜明地反对自由主义。第三、从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的西方民主革命进程史中，天主教教廷一直都是这民主运动的阻力，而非助力。相反地，绝大部分新教皆反对教会权力中央集权化，鼓励集体参与议事，强调教会是契约性组织，建基于甘心情愿的自由加入（Nichols，1951）。所以，历史事实显示宗教改革所带来的新教，是较有利于政治文化现代化，这是宗教影响文化。
（二）在经济方面，马克斯‧韦伯于1904－1905年发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论文，指出英国清教徒的伦理，是资本主义在英国兴起的精神资源。这“韦伯论点”受到学术界普遍关注，并且在近百年来反复受到讨论。由于近年来国内也有不少著述介绍及讨论这论点，于此不赘。假如这论点是能成立的话，宗教改革对近代西方经济的影响是极深远的。
（三）科学方面，有学者于19世纪便有研究发现，从1666年成立，至1866年这200年间，法国科学院所招揽的共92个外国院士中，其中71人是新教徒，只有16人是天主教徒，5人为犹太教或宗教取向不清者。可是，这些年间，在法国以外的欧洲天主教徒共约1亿700万人，而在法国以外的欧洲基督教徒却只有约6,800万人。换言之，减除了法国的欧洲中，新教徒能孕育出有杰出科学成就者的比率，是天主教徒能孕育出有杰出科学成就者的比率之6倍（Spitz，1971：581）。究其原委，研究宗教改革的美国学者斯必兹（Lewis W. Spitz）认为，新教之所以较有利于近代西方科学的兴起，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新教习于挑战及批判既有思想权威，也没有沉重历史包袱，所以对新的科学思想吸收力很快。第二、新教内部神学多元代，百家争鸣，对不从主流的新思维有宽容能力。第三、和新教内部神学争论的尖锐性及激烈性相比，自然科学中的争论显得相形见绌；因此，活于新教国家的科学家比较能不受干扰地去进行一些争议性的科学研究（Spitz，1971：588－589）。
（四）教育方面，宗教改革也无心而立功。由于马丁‧路德主张“唯独圣经”，所以一方面，他把圣经译成市井之民皆能阅读的德文，另一方面，他又致力扫除文盲，使人皆能读圣经。此外，由于宗教改革运动内部分裂，产生了无休止的宗教争论，因此各教派为了防止“异端”传播，对小孩子从小便进行宗教灌输，用教理问答的方式进行启蒙教学。因为这两个原因，新教便非常热衷于为小童办学，把学校教育从贵族子弟扩展至社会中大部分儿童，成为欧洲教育史上的里程碑（Gutek，1997：91－92；Spitz，1971：558－560、1985:372－375）。
再者，为了对抗新教，天主教自己发起反宗教改革运动，在这时期所产生的耶稣会修会，极强调通识博学，因此耶稣会修士大皆多才多艺（明末来华的利马窦便正是耶稣会神父），他们所建立的学校皆口碑载道。
（五）于艺术领域方面，新教对音乐的贡献尤其卓越。新教的特式之一是崇拜中会众要齐唱圣歌，而不是如天主教的弥撒中会众只能被动地听神父及诗歌班颂唱。马丁‧路德认为音乐是上帝给人的礼物，音乐在教会中的重要性是仅次于神学。所以，于1524年，路德宗的第一本教会圣歌本便出版了，而马丁‧路德本人也为多首圣歌填词。在日内瓦，加尔文提倡于崇拜中颂唱圣经中的《诗篇》，于是派人把这150首诗歌谱以新调 （Spitz，1971：579－580）。这种重视合唱的氛围，便推动了巴赫和韩德尔（古典音乐“巴洛克”时期两大师）的音乐新创作。巴赫长期受雇于教会，每星期都要有新的合唱作品，除了不少作品已流失外，还遗留下来约200首宗教大合唱（康塔塔），而他的《圣马太受难曲》及《圣约翰受难曲》都是完全以圣经福音书中的叙述为题材，成为古典名曲。至于韩德尔，他的清唱剧（或称神剧）也是其得意之作；这些剧大部是以圣经内容为题材，而《弥赛亚》一曲的歌词更完全取自圣经，名垂千古。
巴赫和韩德尔在合唱音乐方面的卓越成就，一方面反映了新教对合唱歌曲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宗教改革“唯独圣经”的原则。自此之后，除了千篇一律的弥撒曲外，西方宗教音乐找到了新的创作灵感及音乐语言，使“巴洛克”时期成为近代西方古典音乐的里程碑。
综言之，文化发展既影响宗教运动，宗教运动也影响文化发展，双方互为因果。文艺复兴运动虽非宗教改革运动顺利及庞大展开的充分条件，但却是其必要条件；同样地，宗教改革运动虽非欧洲现代化的充分条件，但却是其必要条件。在这个文化与宗教交互影响过程中，最近有人认为宗教改革的重要性，在文化史上远胜于文艺复兴。笔者于上文提及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回顾以往千年，选出千年中最具影响力的百件大事，在这风云榜上，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排名第三，文艺复兴运动竟名落孙山（时代生活，1999：102）！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文艺复兴所开的花，是透过宗教改革才结出丰硕的成果。
以上集中以宗教改革为个案，说明了基督教与近代西方文化之间的互动。同样的互动，也可以在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文化的相遇中找到，于此不赘。
参考文献
Gutek, Gerald L.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Education: A Biographical Introduction, Second edition (Upper Saddle River,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997).
Lehmann, Hartmut, and Roth, Guenther, edited. Weber’s Protestant Ethic: Origins, Evidence, Contex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McNeill, John T.“The Religious Initiative in Reformation History.” In The Impact of the Church Upon its Culture: Reappraisals of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edited by Jerald C. Brau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Nichols, James Hastings. Democracy and the Churches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51).
Ozment, Steven. The Age of Reform 1250－155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0).
Rawls, John. Political Liber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Spitz, Lewis W. The Renaissance and Reformation Movements, volume 2: The Reformation (St. Louis: Concordia, 1971).
Spitz, Lewis W. The Rise of Modern Europe: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1517－1559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5).
Troeltsch, Ernst.“Renaissance and Reformation.” In The Reformation: Material or Spiritual?, edited by Lewis Spitz (Boston: D.C. Heath, 1962).
时代生活出版公司编，21世纪杂志社译，《人类1000年》（上海：三联，1999）。
作者为香港浸会大学 宗教及哲学系
节录自罗秉祥、赵敦华编，《基督教与近代中西文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页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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