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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祖国西南的一个平凡的工人家庭，和中国传统的老百姓家一样，家里真有个天灾人祸，母亲就会去求菩萨保佑。对于基督教我是一点印象也没有。

1981年我考上了一军医大学。进校没几天，学校组织看电影，电影的名字叫《霓虹灯下的哨兵》和《白求恩大夫》。我当时心里很抵触，心想都什么年代了还看这种老掉牙的电影，听这种老一套的说教，就没有去看。后来被大队政委发现，挨了一顿批评，还违心地写了一篇检查才过关。

军队规定晚上10点半就上床关灯睡觉，早上要出操跑步。而我经常偷偷独自一人跑到洒满月光的山坡上去沉思、遐想。我常常痛苦地思索着：我以后的人生道路应该怎样走？我生存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难道我今后的一生就要在充满病人的呻吟声和来苏水怪味的病房中度过吗？我学医是为了救死扶伤，但人总是要死的呀，那些垂死的病人，我能用医术让他（她）多活几天，几个月，但他们活得快乐吗？幸福吗？有时看到解剖室里躺着的一具具尸体被我们任意地肢解、切割，我感到生命是多么的脆弱、空虚和苍白，这难道就是我们死后的结局吗？这难道就是莎士比亚称颂的“宇宙的精灵，万物的灵长”的人类的归宿吗？高贵神秘的人在我们医生的眼中成为一滩血、一块肉、一堆乱七八糟的神经，而我还要花五年时间来背这些血管、神经的走向、功能，真是无聊、荒唐。

由于学习目的不明确和对人生价值的虚无感造成了我对军队生活的痛恨和专业学习的厌倦。好不容易熬了三年半，时值中国对外开放之初，西方的各种思潮随着科技、文化和经济的交流涌进了长期封闭的国门，也渗透进了封闭的军队。彷徨中的我对于这些所谓“新思潮”欣喜地全盘接受，从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到佛洛姆的《逃避自由》，从休谟的《人性论》到尼采的《权利意志》。他们高举人本主义的旗帜，弘扬个人奋斗的精神，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向传统的“螺丝钉、小草”的理论发起了挑战。我从这些西方哲学大师的身上，以为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和方向，找到了与社会、环境抗争的思想体系和价值结构。当时，国内的各种文艺思潮也如雨后春笋般到处涌现，“伤痕文学”、“知青文学”中揭示的“文革”中知识分子的悲惨遭遇深深地触动了我，令我愤愤不平，而北岛的《我不相信》，顾城的《眼睛》等诗歌中表现出来的一代青年的觉醒意识也强烈地感染了我，使我热血沸腾。我不愿意我年轻的生命消耗在这无聊的早操队列中，更不希望我远大的理想浪费在这枯燥的死记硬背的学习里。

一场意外的悲剧，更促使了我下决心离开这个学校。81年我和我高中同班的一位女同学一起考进了这个学校，这个女同学高中时就喜爱文艺，学习成绩也很好，本来完全可以读清华、北大的，但由于父母都是部队医院的，又只有这么一个独生女儿，觉得放在部队上学习放心一点，毕业时也好有个照应，就让她报了军医大。但这个女同学也是天性不喜欢学医，仍然热衷于文学、艺术。结果，在部队的文艺演出中和一个天津的男同学也被抓信给枪毙了。看见自己身边熟悉的两条年轻的生命就这样从这个世界消失了，我感慨万千。我毅然决然地决定退学，为了我残存的一点理想和尊严。

86年我改考文科，考上了一文科大学。刚入校感觉还不错，由于是文科大学，管理比较松，我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去听课、看书，再加上自己在班上年龄偏大，社会阅历也比他们丰富，自然受到班上一帮小姑娘的尊敬。但同学们幼稚的面孔下面，我感到的只是麻木、冷漠和不理解，没有主的人生是寂寞，无聊的，无论我在现实生活中感觉多么好，但每当夜深人静，独自一人徘徊在空旷的操场的时候，一种对宇宙无限的迷茫感，生命虚无的惆怅感便油然而生。因为人生的根本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读历史，历史深处是迷茫，我读哲学，哲学尽头是虚空。有时只好和几个同乡喝点劣质啤酒发泄一下，再将啤酒瓶扔到走道的水泥地上，在那“砰”的一声中找到些许快感。当时的荒唐逻辑是：不考虑生命的意义，只在乎生命的过程，按照尼采的哲学：既然生命是一杯苦酒，那就让我们有滋有味地品尝完这杯苦酒，也不失生命的悲壮和凄美。按当时流行歌曲的说法是：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还是别想那么多了，现在先及时行乐吧！等毕业了再想办法出国，去享受人家的物质文明。

在我六神无主，自我麻痹的那段日子里，感谢上帝让我在网球场上认识了一位斐济的留学生，她叫玛丽。当时出于想练听力、口语的需要，我们中国学生经常和一些外国留学生交朋友，和他们在一起聊天。89年春天一个星期六的晚上，玛丽邀请我到她们宿舍。我到了后才发现满满一屋子人，有白人，有黑人，有金发碧眼的女郎，也有温文尔雅的绅士，大家都拿着一本书（后来知道那就是圣经），有人念一段，然后谈一下（后来知道这是查经，分享），然后大家一起低头祷告。有几个人甚至跪在地上，两手高举，一边祷告，一边泪流满面。祷告完后，大家又一边弹琴，一边唱赞美诗。我当时听力不是很好，不知道他们在对着空气讲什么，更不理解这些平时嘻嘻哈哈的留学生，怎么在这儿一会痛哭流涕地祷告，一会又手舞足蹈、欢天喜地地唱赞美诗。当时总的感觉就是宗教这个东西很神秘，赞美诗很好听。活动完后，玛丽送给我一本印刷精美的英文圣经，还有几盒英文布道的磁带。我表示回去要好好研究。

以后的星期六晚上，我只要没有重要的事，一般都会去玛丽那儿聚会，主要是想去学外语，再就是觉得这些基督徒都很友善，愿意和他们交朋友。有时星期天，玛丽她们还租个面包车带我到一个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家里去做礼拜。但由于当时聚会的动机不纯，英语听力也不太好，对福音的了解只是皮毛。

不久，就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八九学运，我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投入了进去。从和平请愿到广场绝食，从上街搞民主启蒙宣传到最后给死难的市民、学生开追悼会，然后我就被戒严部队抓进了秦城监狱，这一进去就是两年。出来后又被当局赶出去，只好跑到海南岛去谋生。正好有个高中同学在海南当包工头，我就去帮他买材料，管工地，阴差阳错干上了装修这一行，这一干就是十多年。

89年以后，我们这些人更是迷茫，彷徨。国家的前途在何方？个人的命运在哪里？环境的恶劣，生存的压力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很多人带着一颗绝望的心偷渡出去了，而留在国内的我们只好把那一点残存的民族忧患意识和道德责任感隐藏在内心深处苟且偷生，及时行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