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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讨论“个人与社会福音”之关系前，必须先看一下社会福音发展的历史，然后才能以之与个人救恩作为一个比较。 社会福音的根源可回溯至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又加上今世福乐的乐观主义而产生的。谈到社会福音，我们不能不提一提“宽大派”神学的影响，尤其是李巧（Ritsche）神学之影响。李巧认为宗教的经验是道德性的，所以他着重两件事：第一，神的大爱，第二，大同（即天国实现在地上）的理想。神为父，世人皆兄弟的道德教训，可为宽大派的代表。 除了宽大派对于社会福音在神学上的根基之外，社会的变更以及不平等对于社会福音的产生也是一大刺激。十九世纪工业发达，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产生不良的影响，在英国就有“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领导人有毛礼斯（F。D。Marice）、金斯莱（Charies Kingsley）陆得鲁（J。M。Ludlow）等。他们对于社会改革的建议有以下数点：第一，宗教的更新；第二，组织合作社；第三，建立贸易工会；第四，发动平民教育。 除了以上各种影响之外，我们不得否认十九世纪各种社会问题对社会福音也有极大的刺激：第一，社会主义及美国工会运动；第二，宽大派神学与个人主义对立状态；第三，工业社会中的劳资纠纷。为了以上各种社会及神学之问题，社会福音乃应运而生。 倡导社会福音者甚多，但其中最主要的人物为饶新布施（Rauschcubusch）。社会福音的基本原则乃是：天国中皆弟兄（Brotherhood of the Kingdom）以及耶稣所教导的道德与属灵的原则。饶新布施说： “社会福音乃古老的救恩福音，但是被扩大了范围。各人福音使人看到个人的罪孽，并使我们因信来到神的面前。个人福音并没有指示我们社会的罪恶，在邪恶的社会中,人人都有份，因之也需要相信神的权能与旨意来拯救并洁净社会。”（见饶氏著《社会福音神学》） 按照饶氏的看法，社会改革可以由以下数方面着手：第一，建立属地的天国；第二，重新组织经济系统；第三，用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问题；第四，基督教神学当配合目前社会问题。 以上是极简要的社会福音发展的历史与思想，为了篇幅关系我们不能详细描述。按照圣经教训我们基督徒为了爱邻舍的原则，并不认为社会福音有什么错误而不去实行，因为社会的秩序与组织的改革，是与基督教爱的原则没有冲突的。 但是问题乃是如果我们只传社会福音，而不传个人得救的福音，就有背乎圣经的启示了。因为神的救恩，先是以个人得救为目标，然后才有社会的改革。所以福音的步骤，乃是必须有得救重生有了新生命的人，然后再由这些人组成天国。如果个人仍然是罪人，怎能有无罪的社会呢？饶新布施讲到这点时，他自己的话就是冲突的，他说：“邪恶社会的组成，是人人都有份的。”那么个人没有改善，社会怎能改善呢？ 社会福音受着十八、十九世纪乐观主义的影响，认为人的本性是倾向善的，因此是可以改进的；同时也受着宽大派及进化论的思想所影响，认为人类的社会是向着天国的目标演进，所以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社会福音能有普遍的发展。但是无情的两次世界大战，不但对于宽大派的思想是当头棒喝，就是对于社会福音的乐观看法也是一记闷棍，因为历史的事实已经证明他们的错误。所以近代的一位危机神学的神学家说：“罪并不是尚未善，如进化论者所说；也不是现在还没有善，如道德学家所说；罪乃是不再善，罪乃是破坏了关系，乃是与父神隔绝。”又说：“罪不是尚未完善，或尚未达到理性；罪乃是败坏，乃是反理性。”（布鲁诺著《危机神学》Brunner Theology Crisis）人类罪的本性，并不能靠人的努力可以改善，因之社会的改造也不可能。 个人得救的福音之所以着重个人的救恩，因为我们必先对付个人已经败坏了的本性，籍着神的恩惠,靠着耶稣的代赎替死，并圣灵的工作重生了我们各自的个人，然后由已经改造（重生）的个人，再组合成一个社会，这个由重生者所组成的社会才是真正的天国，因之这个社会的建立才能算作是社会福音。 最后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基督教的福音乃是以个人为出发点，以社会（天国）为目标。如果没有达到爱邻舍的目标，爱神（虽是尽心尽意尽力）仍是不算完全的。我们不能因为“社会福音”者，在实行社会福利及改造的工作，而判断他们的行动为不合乎真理。我们乃是要不但忠心传扬个人的救恩，同时也当实行社会福音，这样才合乎圣经所教导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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