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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著作《合唱学》被誉为合唱指挥界的《圣经》。他的影响遍及东南亚各国以及美国、澳大利亚等国。他指导的上海市北中学合唱团，是国内唯一在金色大厅演唱过的合唱团。数年来马先生荣获宝钢高雅艺术特别荣誉奖、萧友梅音乐教育建设奖、中国文联金钟奖——终身荣誉勋章以及美国威斯敏斯特合唱学院荣誉院士和美国瓦特堡学院音乐艺术荣誉博士，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马革顺教授关于合唱艺术的学术思想具有中国民族的特征，是在立足于汉民族的思维、情感、语言、声调基础之上，吸取国际合唱艺术的学术精粹创造性地发展形成的。马革顺教授关于合唱艺术的学术思想具有鲜明的个性。音乐表现重风格、重情感、重深度。合唱音响谐和典雅、色调丰富。对于我国的歌曲，他不仅仅在咬字吐字方面有独到的见解，更在运用声调、语调以加强合唱感染力方面有其极宝贵的成功经验。

今年95岁高龄的他，生命仍如圣火般燃烧。他在“九五之尊——欢乐大合唱”音乐会上登台亮相，亲自指挥，打破了国内古典音乐舞台上高龄指挥的纪录。老人坐在指挥台上，气定神闲；他的动作幅度不大，手势却极清晰，歌声就在他缓缓的挥动下流淌出来。今年5月，他还受北京基督教两会邀请于北京举办系列圣乐讲座，倾心培育后人。讲台上的他依然风采依旧，激情而幽默。但这股“生命之火”是如何能在耄耋之年维持蓬勃生机？令人惊叹的艺术成就背后，是怎样的力量支撑他从被怀疑的尴尬和被冤屈的痛楚？

生于基督徒家庭 立志用音乐侍奉上帝

1914年12月27日，他出生于南京一个基督徒家庭。父亲马兆瑞是牧师，对长子马革顺采取“棒头出孝子”的家教，十分严厉。父亲本希望他能够从事土木工程，但马革顺从小教堂唱诗的耳濡目染，更希望学习音乐，他对父亲说：“我想学习音乐，为教会工作，你觉得怎样？”父亲听了他的话，同意了他的请求。之后马革顺就走上了音乐这条侍奉的道路，

在中央大学，他遇到了奥地利教授史达士，他不仅教给马革顺合唱、指挥、和声等课程，还让他协助自己排练金陵“声歌协会”，使他积累了包括海顿《创世纪》在内的大批合唱曲目。

1937年，马革顺从南京中央大学音乐系毕业，这时抗战爆发了，马革顺的父亲带着一家逃到西安，马革顺入西北音乐学院任教。他又到西安的马革顺又一头扎入民间合唱工作。作为一名热血青年，看到国土沦丧，他和许多人走上街头宣传抗日，他指挥学生演唱抗日救亡歌，同时自己还创作了一些反映抗战的歌曲，用音乐为民族的抗战服务。建国后，一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历史纪录片中，曾有马革顺在街头指挥青年演唱抗日救亡歌曲的镜头。

早年的理论积累和大量实践让马革顺成了一个兼通合唱指挥、伴奏、作曲的多面手，但他并不满足。抗战结束后，马革顺赴美求学。他先在西南音乐学院拿下硕士学位，后又来到以合唱权威著称的威斯敏斯特合唱学院。在那里，马革顺不但在专业学习上真正大开眼界，还曾作为校合唱团成员在卡内基音乐厅与指挥大师布鲁诺．瓦尔特及纽约爱乐乐团合作演出马勒《第二交响曲》——没有第二个中国人有过这样的经历。

乐观面对患难 编纂《合唱学》

马革顺就像其他许多老一代归国知识分子一样，也没能逃过历次政治运动。肃反时被隔离审查，反右时被戴上帽子，“文革”时又受到冲击，身为基督徒的马革顺始终豁达、乐观。他说，“在苦难中我们会记得‘欢乐颂’（赞美诗）。”

也正在这一时期，通过大量比较研究，马革顺找到了真正适合中国人的合唱方法，并写出了日后被奉为经典的专著《合唱学》。马革顺在华东师范大学音乐系任教，1956年调到上海音乐学院筹建指挥系。当时苏联专家建议马革顺写一本适合中国的合唱学讲义。

《合唱学》的雏形是马革顺1956年首次在上音开课的讲义，当时他手头拥有的参考资料只有来自苏联的两页教学大纲。马革顺用了整整7年边上课边修订，在通过对拉丁语系、斯拉夫语系、汉语系几种语言的比较以及对中国戏曲的长期研究后，马革顺找到了适合中国人演唱的方法，1963年，他终于写出了中国的第一本《合唱学》著作。至今，《合唱学》已再版5次，每次再版之前，马革顺都仔细地修订，以使之更趋完善。由于马革顺对中国合唱指挥的贡献，他留学的母校———美国威斯敏思特合唱学院于1989年授予他荣誉院士称号。

有人说，《合唱学》的出版，也标志着“马革顺合唱学派”的诞生。马老却谦卑地表示，“这我不同意。我哪里有这个资格？当然，这个书里有我的很多看法，现在中国搞合唱的人恐怕还没有看到、研究到。但不能说这些就都是正确的，更谈不上什么‘学派’。我自己都在不断地否定自己。”《合唱学》极盛一时。不少抄袭者也不请自来。对此，马革顺却毫不介意：“抄就抄吧，这些东西能用上就好。至于稿费啊版权什么的，我不在乎。”

创作圣乐作品《受膏者》

对于基督徒来说，了解马革顺多是因为他的一部圣乐作品——《受膏者》。解放初，马革顺负责上海教会联合诗班的排练和指挥，当他感受到每年都排练亨德尔的《弥赛亚》有些单调时，就萌生了排练巴赫的《圣诞清唱剧》一类的作品，但又感到这类作品难度较大，不易排练。由此，马革顺计划创作一部适合中国人演唱的圣诞大合唱。1953年春天，马革顺将这一计划付诸实施，开始创作《受膏者》。经过整整一年的努力，《受膏者》于1954年春天写成，并于当年10月由中华浸会书局出版。《受膏者》分两个部分，由12首歌曲组成：第一部分为“预言”，共6首歌曲；第二部分为“成就”，共6首歌曲。1954年12月19日，《受膏者》在上海慕尔堂（今沫恩堂）首演，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受膏者》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曾被批判为“大毒草”，但却被译为多种语言，在国外广为传唱，有些音乐学院还将此作品用作声乐理论研究的样本。改革开放后，全国基督教两会再版了《受膏者》，并录制了录音带（后来也制作了CD），这部作品再次开始在各地教会的圣诗班传唱，作品的知名度随之越来越高，《我心尊主为大》、《报福音的人脚踪佳美》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诗歌，久唱不衰，百听不厌。

感恩生活 侍奉不止

上帝赐福马革顺，他的婚姻非常幸福。马革顺的第一位夫人盛璐德女士是一位著名的儿童教育家，许多人小时候读过的“小蝌蚪找妈妈”的故事就是她创作的，马革顺还曾和夫人携手创作了不少幼儿歌曲。马革顺和老伴相濡以沫几十年，老伴始终像一束阳光，温暖、和煦地照耀在马革顺心中。1985年，盛璐德去世了。10年后，马革顺再婚。对于两次婚姻，马革顺这样评价道：“婚姻是一件很冒险的事，但我很幸运，现在的夫人对我也很好。”

马老将信仰与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基督徒的人生追求，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应该有的见证。他是在单纯可爱，名与利对于他从来都如同浮云。他为自己钟爱的合唱事业，扎扎实实作着贡献。

在自传《生命如生活般燃烧》中，马革顺这样说，“他最不喜欢的一个词就是“发挥余热”，这使人联想到将要燃尽的蜡烛。他最喜欢的是奥运会的圣火，只要人活着，就应该像奥运会的圣火一样熊熊燃烧。”

1986年，从上海音乐学院退休后的他“退而不休”，依然在学院里给本科生上合唱指挥课；直到2003年，90岁的马革顺还在招收研究生。那年考入马革顺门下的女弟子王海灵说，先生上课从不迟到缺课，每次认认真真，“我受他的人格魅力影响很大。”有这样感觉的不止王海灵一人。学生亚伦当年正是被从马革顺排练厅里飘出的歌声所震撼，走上合唱指挥的道路。而更多受到马老影响的则是普通的合唱爱好者。30年来，马老指导过的高校及民间合唱团体不计其数，他乐意在排练场里进出。

他在自己的“九十华诞暨从事合唱音乐生涯七十年”研讨会上讲过这样一段话。“我今天感觉有一点点问题．因为我是虚岁90岁，有一点弄虚作假.但是中国的习惯还是以虚岁为主。第二个又有一个不太合适的地方，我的生日是明天，因为礼堂没有空，改在了今天。今天的日子是毛主席的生日，我又沾了一些光。所以虚虚实实我也沾了很多光了。”风趣幽默的话语里，显示着一个老人的淡泊和睿智。在马革顺先生的身上，散发着一种因真实而坦然的和谐之光，淡淡的，却有一种厚实的力量。

毕竟已经95岁高龄，如今的马革顺的身体已不如以前，自己不能再像以往那样从头到尾主持排练，只能“他们先排好，我去提提意见”。老人说，一到排练厅面对合唱团，精神状态就会特别好，几近忘我，“合唱让我感到幸福，这是别人体会不到的快乐。”他经常会说，“很幸运我能活到今天。”“我能做一点事，就做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