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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五岁多那年，我和哥哥从山上抓到一只迷路的小羊，把它带回来，喂它吃草它不吃，我就把它吊在铁丝上，用砍柴刀把它砍死了，然后丢到山沟里。有一次我妈妈带我到医院，看望一个“眼镜”叔叔，他被打得很厉害，妈妈说他被人从车上丢下来，打一顿，又丢上车，然后又丢下来。我们看望他的时候，他看着我们的时候那种可怜巴巴的样子，很奇怪。后来不知他怎么样了，但是当我砍死那只小羊的时候，那只小羊的眼睛就像他的眼睛。信主后，我想起那只小羊来，就为它伤心。现在我看见人对弱小者有凶暴的言语或者行为，或是体察到自己有这样的行为与言语的时候，心里就难过。

还有一次，我和哥哥在树上捉到一窝小鸟，我们把小鸟一只一只地丢在天上，然后用一颗缝衣针接住，把它们扎死了，母鸟在树上叫个不停。多年以后我长大，回忆起来，我就知道自己是一个狠心的人。我读大学时有一次回家过春假，因为一点小事，就赌气不吃爸爸妈妈精心准备了好长时间的年饭，把爸爸气得掉眼泪。从这件事上，我知道我的反叛性格很强烈，到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已经跟父亲说，“我是个无君无父不忠不义的人，我为此很骄傲。”当然，说这样话时良心感到不安，但绝不嘴软。有时梦见父亲严厉地责备我，醒过来就睡不着了。

十三岁时被作为优秀学生“发展”成了“共青团员”，有一次发奖大会之前，我去偷东西被抓住。我家住在学校对面的山上，那时我家很穷，过年的压岁钱也不过五角钱（那时一个人工资大约五十块），所以买不起鞭炮，我和弟弟很早就卖牙膏皮攒钱买鞭炮。我爸爸的单位有一个车队，那天我听说可以偷旧散热器去卖，一想好主意，就趁中午去了。看看没人，抓起一个就往外跑，跑到树林里才发现后面跟来几个小孩，他们大叫，我就丢?耸|西跑掉。后来我就坐在山脚下苦恼：我这样一个好学生，做这样的丑事被抓到，怎么有脸见人？对面山腰上的喇叭响起来，我就满心灰暗地去领奖。领奖下来之后，高年级的团支书在我经过她的时候，大声说：“这是我一手发展起来的初三年级的团员。”从此后，我开始想，好人无非是做坏事还没有被抓到，或者是被抓到但没有公开而已。

从前，我像其它罪人一样，虽然常常受良心的责备，但更多的时候是觉得自己了不起，自己比别人好，或者可以比别人更高明，十分骄傲。我历来有做事情不顾前后的习惯，自己喜欢的事就全力投入，什么都不管。我十六岁上大学时第一次见到足球比赛就爱上了，不读书，没命地踢球，到了三年级时我已经进入云南大学校队，是技术最差，又最拼命的助攻边后卫。我们队当年夺得省里的高校冠军，我也有些功劳。后来我在单位上带着球队出去打球时，喜欢对手比我们强，这样我可以连骂带打带玩命地领我们队战胜对手。记得大学毕业时，鉴定上说我“富于进取，勇于开拓”，觉得说得不错。九二年时全国响应邓小平的号召“下海经商”，我发现在科研单位太穷，连刚生的儿子的医药费都付不起，忍不住拍案而起，去单位上申请创办“昆明生物电子技术公司”。单位只

能投很少的钱，我就带着三个同事先去批发商场倒出一些百货到处摆地摊，看看我们有没有勇气“下海”创业。后来我们公司办起来了，全靠努力工作，还红火了一阵。

八九年的风波使我异常愤怒，觉得国家要败在坏人的手里，觉得除非像我们这样有理想有新知识的人管理国家、实现民主（其实并不懂什么是民主），国家就好不了。那时我对自己的本质认识还不清楚，以为自己是一个有理想的正直人，虽然因六四经历了一次明显的道德的破产，仍然没有觉悟。事情是这样的：六四之前我在昆明，等候农业部公派到美（类似“访问学者”级的劳务输出）的签证，后来有人告密我有过激言行，被单位发加急电报到北京去收缴了我的护照。由于关键物证被及时销毁，公安局取不到物证，云南省负责清算的工作委员会决定只需写检查就可过关。抵抗了几个月之后，我写了检查，“承认”自己“被坏人（如美国之音）误导，其实北京的平暴是正确的”云云。那时我刚刚二十四岁，就在道德与人格上经历如此深刻的破产，心灵深处开始出现一种躁动，急于要找一条人生的出路，证明自己。当时出国的路并不通，如1990年申请到加拿大约克大学读数学博士，已被录取并获全额奖学金，但因无法取得护照而不能成行。这样被政府有一定程度的“另类”对待，反而使我在心里面产生了一种“当烈士”的骄傲，再次蒙蔽了自己已经完全破产的事实。

但是1992年，我一进入商业领域之后，很快就变了：做假、贿赂、拉人下水、撒谎、使手段彼此算计，真是无所不为，做了不少违法的事，什么都敢做。我有时心里惊叹自己居然会那么邪恶，短短的时间里，我学会了认识和利用别人的弱点，会勾引人，也清楚地看见原来人人都可以拖下水的，发现许多我从前尊敬的人，其实都站在水里，我就大笑，看见大家都是坏人，反而感到对前途很有信心。于是我的目标变得很简单，挣钱发达，对伙伴公正就行。不久前还以为自己忧国忧民、光明正大，现在却知道自己是贪婪和冷酷的。那时，对自己如果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话，那就是嫌自己还不够放得开，还不够坏。在这样的堕落下，做了许多对不起人的事。

感谢神，他爱我，预先拣选我，保护我，没有让我在那迷失之地毁掉。所以很奇怪的，1993年年底的一天，我在昆明的街上听到路边的小店里传出歌声“千万里，我追寻着你……”时，突然好受感动，我呆呆站在那里，脚上没有力气再往前走，似乎心都化掉了，心里涌起一种压不住的冲动要出国去，觉得现在是时候了，就捡起英文书，考试，写信，东奔西走疏通关系，终于在1994年底感恩节到了美国。上飞机的时候，我心里一遍遍地说：别了，我不再回来，我要开始一个新的生活。这时，斯巴达三百勇士纪念碑上话，在我心里面活起来：“行人，请向斯巴达人通报我们的永逝，为了祖国的利益，我们战死在这里。”我就想，为了寻找生命真实的意义，为了我的家族将来有一个落脚生长的地方，我也要战死在拓荒的大草原上了。当我第一次见到自由女神塑像的时候，心里何等感慨充满希望，但神现在改变了我，使我盼望能早日重新回到中国，在主耶稣基督的福音里与父老乡亲在一起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