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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书必定是主前六世纪的作品吗？ 在旧约先知书中，除却以赛亚书，可能再没有其他书卷像但以理书一样，备受理性主义者的严峻挑战。但以理书不止包括短期的预言，诸如尼布甲尼撒七年精神错乱(第四章)、巴比伦溃败于玛代波斯的侵略者(第五章)。此外，但以理书还有长期的预言。包括：连续的四国(五章)，将其中的情节加以引伸(特别强调末后的日子［第七章，加上第八章强调第三个国］)，即是预言基督首次来到世上，并七十个七的大略情况(九章)；最后，详述西流基与多利买相抗衡，并两个小角的事迹(十一章)。 但以理书充满了超然默示的证据，理性主义者为免面对这些明确的证据，必须将但以理书成书的日期往后推，在犹太历史晚期找着一个阶段，定为但以理成书日期，在那时候，但以理的所有「预言」都成就了。安提阿哥伊比法尼统治期间(主前175-164年)，正是恰当的年份，好让一位出于敬虔目的的人，写成但以理书的「预言」。理性主义者(如J．D．Michaelis及J．G．Eichhorn)为持守自己的立场，必须以恰当的手段来调整圣经里的预言。但以理书显示那接续的四个国度是：第一国、迦勒底，第二国、玛代波斯，第三国、希腊，第四国、罗马。充满理性主义的学者，假设但以理书乃写成于马加比时代。但因为罗马在主前六十三年才占领圣地，故必须将上述连续的国度稍为更改，马迦比成书说才可以成立。马迦比时代大约由主前一六七至六五年，或者是由庞培为罗马取得巴勒斯坦治权之前一百年；但以理书若预言迦勒底人、玛代波斯、希腊、罗马，则马迦比成书说仍有预言的成分，即写成于预言成就的一百年前。因此，那些学者就删除了罗马，而解释但以理所预言的是迦勒底、玛代、波斯、希腊。若非如此，他们的假设不能成立，因为无法解释庞培的功绩。 将有专文讨论「玛代人大利乌」，该文详述证据，反对将罗马帝国从但以理预言中删除。本文只作概略性的讨论，故此，只集中讨论但以理书的用字特色，以证明但以理书写成的时间不会迟于波斯王朝。从死海洞穴找到大量抄本，提供了极丰富的资料，足以彻底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最低限度有一份主前三世纪写成的亚兰文米大示，还有多卷写于主前二世纪的希伯来文昆兰约团经卷。主前二、三世纪写成的文献，与马迦比革命期较接近，我们可以将但以理书里面的亚兰文及希伯来文部份，与上述已确证为主前二、三世纪的文献加以比较，以研究他们在用字方面的异同。 假如但以理书的确于主前一六O年左右写成，那么，但以理书的衍词造句，应与昆兰文献相去不远。但在详细审核之下，发觉但以理书二至七章的用字，古老了几个世纪。因此，但以理书二至七章的写作时间不会迟至主前二、三世纪；根据推理，亦得知这几章经文应写于主前五或六世纪。而且，从所用字眼看来，这些经文必定写于亚兰文世界的东部(例如巴比伦)，而不会在巴勒斯坦(但以理晚期成书说，却要求此书的写作地点乃巴勒斯坦)。关于字汇方面的论证，是非常专门的，所以不刊于这本圣经难题汇篇里(因为一般信徒都不懂得希伯来、亚兰、或希腊文)。谙圣经原文的读者，尽可能参考我的另一本着作A Surver of old Testament Introduction。(中译本：旧约概论，香港种籽)，参阅其中关于但以理书的两章。此外，我的另一份着作，刊于Payne，New Perspectives，第十一章，“The Aramaic of the Genesis Apocryphon Compared with the Aramaic of Daniel"，有更加明确而详尽的讨论。读者亦可参看我的另一篇文章，“The Hebrew of Daniel Compared with the Qumran Sectarian Documents"，刊于Skilton，The Law and the prophets(第四十一章)。 New Perspectives一书中，第四八O至四八一页刊有下列决定性的评论： 从上述四项所提及的资料的亮光下，明显可见，若认为但以理书希伯来文部份乃于主前二世纪写成，在语言学方面看来是不能成立的。鉴于句法、字汇、字体、用字及句语组织均属较晚期，昆兰约团的文件无可能与但以理书写于相同的时期。与此相反，两种文献的写成时间，应相距数世纪……有学者认为，但以理书希伯来文部分与约团文件不会相距数世纪，且提出大量证据来支持他们的论调。然而，虽然面对如此繁多的支持证据，任何态度公正的圣经学者，都会否决但以理书乃主前二世纪写成之说……除却但以理书三5的乐器名称(那些乐器是在当时通行于世的)，由始至终都没有从希腊语借来的字。由此看来，但以理书的写成时间，远比亚历山大大帝崛起时为早。马迦比时期成书说，将但以理成书日期拖后至希腊开展霸权之后的一百六十年。于是，我们实难以解释，为何写于主前二世纪的但以理书内，没有一个关于政府行政结构上的希腊语。无论希伯来或亚兰文部分，都没有从希腊语借过来的字汇。从昆兰洞穴所获得的大量文件，经已刊行并受详细的分析考据；故此，虽然马迦比成书说自命为高举理性，表面上看来颇令人折服，但仍是不足为信的。只有那些甘受蒙蔽的人，因害怕面对挑战而歪曲圣经的信息，才会抱着但以理晚期成书说不放手，他们这样做，至终反而会更加不合理性地蒙昧。 走笔至此，必须返回我们原来的论题。究竟但以理书是否在主前六世纪末叶写成呢？但以理必定出生于主前六二O至六一五年之间，一般人至多可活八十五至九十岁，因此，但以理极可能终于五三04。假如但以理书果真出于但以理之手，是他晚年所写下的回忆录。那么，但以理书的写成时间，不会迟过五三O年；于是，我们应研究这个时期的文字特色。主前五三九年但以理仍然在世，亲眼看见古列率领玛代波斯军队攻入巴比伦。但以理曾臣事于古列及大利乌；那时候，本由巴比伦亚兰文撰写的官方文件，必吸纳不少波斯字汇，而但以理免不了受到影响。主前五三O这十年间，但以理与波斯宫廷有密切接触，这一点足以解释但以理书内那十五个由波斯借过来的字汇。只要我们确定但以理书写成于希腊霸权之前(即是仍在波斯统治期内)，就没有更佳的理由来反对其成书日期为五三O年左右。但以理书所载的一连串预言，甚至涉及公元一世纪时的事迹，均得以应验，对于这一点，我们只可归因神的默示。于是，高举理性主义的学者，预设不可能有神迹而将但以理成书日期拖后，实难以立足。我们最好接受但以理书所启示出来的信息，就是此书乃由但以理亲手写成(七1、2、15、28，八l、15、27，九2、21、22，十1、2，十二5均为证据)。 对于持守福音派立场的学者来说，但以理书的作者问题，已由新约马太福音二十四15解决了。该段经文是基督在橄榄山上的讲论，他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英文through，原文dia十所有格)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马太福音处的「行毁坏可憎的」，亦有出现于但以理书九27，十一31，十二11。从耶稣的说话中，得知一点极为重要的意思，他并非单指旧约里某卷名为「但以理」的书卷，却是指但以理先知作为神的代言人，因为希腊文dia十所有格通常暗指个人作为某事件或某人的代理者。假如基督的说话正确(他的说话当然是正确的)，我们唯一可以下的结论是：基督自己也相信，历史上的但以理是但以理书的作者，包括写下书内关于末世的预言。而且，基督简明地指出，有关「行毁坏可憎」的预言，要待将来才会成就。主前一六八年的安提阿哥伊比法尼，并未应验但以理的预言，而只不过是那「行毁坏可憎」的预像罢了。 尼布甲尼撒围困耶路撒冷的年份 但以理书一1记载尼布甲尼撒围困耶路撒冷，经文提及的年份是否错误了？ 但以理书一1指出，尼布甲尼撒首次进攻巴勒斯坦，是在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耶利米书四十六2则记载，尼布甲尼撒在位的第一年，是在约雅敬作王「第四年」。究竟那个年份正确呢？事实上，两者皆对。主前六O五年，尼布甲尼撒于巴比伦被加冕为王，依照巴比伦传统，主前六O五年是尼布甲尼撒的加冕年，到了主前六O四年，才算为他在位第一年。另一方面，根据犹太的传统，登基年即此王在位第一年。约雅敬于主前六O八年被法老尼哥封为犹大王，于是，主前六O五年即是他在位的第四年，这个年号出现于耶利米书，因为耶利米是耶路撒冷居民，他当然会沿用犹太人计算君王年号的传统。至于但以理书一章一节的记载，就归因于但以理居于巴比伦，便应用巴比伦的传统，而将六O五年视为约雅敬的第三年」(六O八年是约雅敬登基年，六O七年才是他在位「第一年」)。由此看来，但以理书及耶利米书的记载都正确，而两者皆指出同一事实；尼布甲尼撒于迦基米施大获全胜，此役发生于主前六O五年。 为甚么但以理指那些说预言的祭司是「迦勒底人」？ 根据但以理书二2的记载：「迦勒底人」(Kasdim)是占星祭司的阶层，亦包括有术士、念咒及行巫术的人。经文显然不是要指出，所有迦勒底人都懂这些邪门的手法。若以血统来区分，尼布甲尼撒和他的谋士、将军等，都是「迦勒底人」。因此，有学者认为但以理书二2所提及的迦勒底人，并非迦勒底这个民族。他们亦根据这节 经文，而指出所谓晚期但以理错误理解迦勒底人的意思。(所谓晚期但以理，谓但以理书乃于主前一六五年左右由当时某个犹太人写成。燃而，这个论调是经不起考验的，因为但以理书的真正作者(主前五三O年左右，名为但以理的人)，亦以Kas'dim来代表迦勒底民族。在五30，作者指伯沙撒是「迦勒底王」(亚兰文是malka Kasda'e(三8所提及的「几个迦勒底人」[gubrin Kasda'in]，向王诬告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这几个迦勒底人可能是政府高官，却不是那些真正行邪术的。这个意见，亦可见于Brown－DriVer-Briggs，Lexicon，P．1098)上述几段经文中的迦勒底人，各有不同用法，但以理晚期成书说实难以解释这个现象。综览整卷但以理书，作者提及迦勒底人时，有两个含意：(1)卫士，(2)勒底民族。为何会有两个不同含意呢？应怎样解释？我们可以找到答案，不过要探求这个古老名词历三种语言遗传至今的过程。 诚如普林斯顿的韦罗拔指出(Robert Dick Wilson，Studies inthe Book Of Daniel Seriesl［New York：G，P．Putnam's Sons，1917］)，古代苏默文Gal-du可以解作「建筑师」，是指那些会占星的祭司，他们将天上的星星分成多组，——绘划成图表，而这些图和房子的平面图很相似。巴比伦的沙马士——苏慕敬(Shamash－shumukin)第十四年(主前六六八至六四八年)的一块泥版，上面刻有Gal-du这个字。 苏默文的Gal-du，写为亚喀德文是Kal-du，而Aal-du后来与「迦勒底」混淆了。其间的过程如下：「迦勒底」原文本是Kasdu或Kasdu，后来，巴比伦人在口语中应用亚喀德文时，将这字说成Kaldu。因为当巴比伦人说话时，若在齿音字母之前有发叱音的字母，就将叱音字母改读作l：故此，到了后期的巴比伦语，前置词istu(之外)被读作ultu，而astur(我曾写)就变成altur。语音变化的最后阶段，就是在尼布普拉撒和尼布甲尼撒所建立的新巴比伦帝国时代。那时候，巴比伦人摆脱了亚述的辖制，国民意识增强，他们努力使巴比伦文回复古典的形式。于是，在齿音字母之前而变成l的发叱声字母，都重新被读为叱声。在这过程影响下，源自Kal-du(Gal-du)的Kaldu，就被误会还原为Kasdu(众数是Kasdi，希伯来文为Kasdim，亚兰文Kasdin，强调语气则写为Kasda'e)因此，这个字的写法便与解作迦勒底民族的Kaldu(众数是Kaldi)相同，后者源自Kasdu。(请注意，在新巴比伦改革运动之前，希腊语系已吸收这个字，写为Chaldaioi，译成英文便是Chaldeans。) 巴比伦最后一个王是谁？ 但以理书第五章记载巴比伦最后一个王是伯沙撒。这岂不是犯了错误？巴比伦最后一位王帝是拿波尼度，却不是伯沙撒。 圣经的记载真确无讹，考古学的发现足可作支持的证据。在十九世纪或以前，很多学者都误认为「伯沙撒」是虚构出来的，因为由希罗多德的时代开始，希腊历史学家都对伯沙撒全无认识，甚至没有在经外文献见过这名字。诚然，当迦勒底王国的国运日走下坡时，拿波尼度的确是巴比伦王(拿波尼度的楔形文字写法是Nabu-na'id)。根据目前在考古学方面的资料，古列王挥军进攻巴比伦尼亚之际，拿波尼度居于阿拉伯北部提幔的行宫。故此，当时是其子伯沙撒管治巴比伦本土(伯沙撒居于巴比伦城的皇宫中，当时人认为巴比伦是一个坚城，可以抵挡任何入侵者)。古列率波斯军攻陷巴比伦城之前几年，拿波尼度已立伯沙撒为总督，代替父亲管理一部分行政区。 考古学家在吾珥发掘了一些古代的刻文，其上记有拿波尼度的祈祷。拿波尼度首先为自己祈求，然后为长子Bel-shar-usur刻文上的这类祈祷，通常只是专为在位君王而记录在案的。此外，尚有其他用楔形文字写成的文件，记载伯沙撒向西婆(Sippar)的庙献牛及羊，作为「王的献祭」。在希罗多德时代(即主前四五O年)，伯沙撒已被历史学家遗忘了，这更显示出但以理书第五章的作者的存活日期，远早于主前四五O年。而且，这位作者必定熟悉巴比伦当时的政务，五三九年，伯沙撒在国中位居第二；因为，当但以理解释墙壁上的文字之后，伯沙撒也只能赏赐他在国中位列第三。(读者欲希望更透彻了解这件事，可参看Raymond P.Dougherty，Nabonidus and Belshazzar [New Haven：Yale，1929]。) 到底是否真有「玛代人大利乌」这个人？ ．但以理书五31首次提及「玛代人大利乌」，经文有如下记载：「玛代人大利乌，年六十二岁，取了迦勒底国。」有某些学者倡导但以理书乃后期写成的这种理论，他们的论点是：(1)玛代人大利乌并非真有其人，留存至今的古代文献，从未提及此人；(2)大利乌此名，出于马迦比时代的但以理书作者之手，这位马迦比时代的作者不大熟悉波斯历史及王室的家系，于是将大利乌一世及玛代人大利乌混淆了，前者(主前五二二至四八四)乃波斯王，却非玛代人；(3)这位作者误以为是玛代人攻克巴比伦(而不是波斯的古列)，作者以为这位「大利乌」统治巴比伦有好几年时间，然后才败在波斯人手下。 经过上述改动，所谓马迦比时期成书说，却也足以解释尼布甲尼撒梦境中的「四个帝国」(参但二章)；这派学者认为，四个王国分别是(1)迦勒底；(2)玛代；(3陂斯；(4)希腊。这种编排，无疑是将但以理的预言固定在主前一六五年之前。(因为传统上视第四国为罗马，即预设但以理的确说出预言，且能应验，但这却是走高等批判路线的理性主义者所不容。)马迦比成书论这个假说是否成立，乃视乎对「玛代人大利乌」的解释。因为，这个人物的身份问题异常重要，值得我们详加考据。 舒士他斯伯之子大利乌，与但以理书五章的玛代人大利乌，绝不是同一人；原因有下列四项。 1．大利乌一世乃生而为波斯人，是古列王的表兄弟。他不是玛代人。 2．主前五二二年，当大利乌暗杀古列之子麦尔他的时候，大利乌还只是个年青人；没有可能有六十二岁。 3．大利乌并非在古列之前作巴比伦王，事实刚与此相反，古列大帝死后七年，大利鸟才登上王位。然而，自由派神学家却指称，但以理书作者假设大利乌早于古列作王。 4．在古代近东，学生若不看希罗多德的作品，也要读色诺芬或主前四、五世纪以来其他希腊历史家的着述。故此，主前二世纪的所谓但以理书作者，无可能混淆了大利乌王的国籍及当时王朝的兴替，甚至在希罗多德时代的巴勒斯坦，上述希腊作者的着述也广为传阅。今天我们对于古列及大利乌的认识，也都是来自色诺芬及希罗多德的作品。因此，任何以希腊文写作的人，或在希罗文化下生活的作者，若尝试将大利乌置于古列之前，必会受读者嘲笑，而这位作者所写的任何作品，都不会受人欢迎。 由此看来，唯一的结论是：玛代人大利乌与波斯王大利乌是毫不相干的。事实上，是认为但以理书乃后期作品的学者自己混淆不清，却非但以理书的作者弄错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承认，考古学方面的发掘资料没有提及「玛代人大利乌」。(伯沙撒的身份问题与「玛代人大利乌」相类似，因为在十九世纪末叶以前，巴比伦泥版尚未被发现，当时的圣经批评者就认为但以理书写于马迦比时代，而指称伯沙撒乃但以理书内的另一个虚构人物，他们不知道伯沙撒原来在其父拿波尼度的辅导下作王。)下一段，我们会从但以理书找着一些使人感兴趣的资料。 但以理书有数段经文显示，大利乌本来没有作王的资格，而是由某个具有更高权力的人扶植他暂时作王。但以理书九1指大利乌「立为」迦勒底王，在这里，动词homlak所用的是被动语态字根(hophal)，而不是一般情况「会用的malak(作王)。后者的情况通常是指某人承继父、兄之位，或攻克一国而作王。五31指出，大利乌「接受」(qabbel)王位(译按：中文和合本作「取了迦勒底国」)，似乎是高于他的权力机构赐他王位。大利乌一世于主前六世纪末叶的贝希斯敦石刻文，也指出古列曾立某些人作附庸国的君王，从属于他，情况与但以理书五31相似(因此，大利乌的父亲舒士他斯伯，也是古列大帝统治期间「被立为王」)。大利乌被古列立为治理巴比伦国境的君王，于是，大利乌发谕旨时，必须依照古列所惯用的方式，因此，六25的谕旨，是颁布给「全地」的居民。在传统上，远溯至罕谟拉比的时代(主前十八世纪)，君王的称号都是sar kissati(全地之王)。由此看来，六25并非意味着，大利乌自命为全人类的君王，包括波斯人民。因此，圣经批评学者的假说难以成立。 照上文的推论看来，玛代波斯军队刚刚攻陷巴比伦后，波斯帝国的另一边，却急需古列驾临。因此，古列命大利鸟——古巴鲁暂时管理巴比伦，封他为巴比伦王。古巴鲁管理巴比伦一年或较长的时间后，古列便重临巴比伦掌权，并在玛以杜克神庙正式加冕为王。此后，大利乌被古列立为巴比伦总督，因为古列自己已重掌王权。此后不久，古列便立长于甘拜西为巴比伦王。但以理书只提及大利乌的「元年」，就没有涉及较后期的日子了(参九1)，这显示出大利乌掌王权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玛代人大利乌只统治了短短一年，实难与其他国祚长久的帝国并列。因为迦勒底人的帝国维持七十三年，波斯帝国长达二0八年，至于希腊，到主前一六五年为止，已有一六七年历史了。由此看来，赞成但以理书马迦比成书说的学者，倡言书内四个接连的国度是巴比伦——玛代——波斯——希腊，实难以令人置信。 结束这条问题的时候，我们稍题但以理书第五章的一段事迹。这章经文记载，在伯沙撒设筵席那座宫殿的墙上，有手指写字。墙上的字句，预告了巴比伦人的悲惨命运，第三个字是PERES，据但以理解释(28节)，PERES意即「你的国分裂(perisat,与PERES一样，源于字根P-r-s)，归与玛代人和波斯人(Paras)」。这节经文含有两重的双关语，都与字根P－r－s有关。这清楚表明了，本书作者相信第一个帝国(迦勒底)会直接转移为波斯，而排除了玛代帝国的可能性。因此，圣经批评家的理论——但以理书作者心目中，有着较早期的与波斯有别的另一帝国——实不能成立。由此看来，但以理书作者必定是深信第二帝国乃波斯(即玛代波斯)，第三帝国(但以理书二章)乃占领马其顿——希腊——叙利亚这大片土地的希腊帝国，能完全推翻这个强大无比的帝国，就只有罗马了。因此，但以理的确作出了一连串得以应验的预言，马迦比时期成书说不能损害但以理预言的真确性。 但以理七十个「七」的预言，有何含意？ 综览整本圣经，但以理书九24-27的「七十个七」，是长期而有丰富含意的预言。古往今来，不同立场的圣经学者、神学生，都有对这预言详加讨论，各持己见。无论如何，若我们详察历史方面的有关资料，以及圣经其他部分所提供的亮光，我们可以肯定但以理书这段是预言基督再来，以及他再来之前，人类将落入的极悲惨的境地。 但以理书九24记载：「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即耶路撒冷及以色列列国)，已经定了七十个七。。解作「周」的原文是sabuac，此字源于seba'，意即「七」。这个字的正常众数写法是阴性方式：s'bu'ot但在但以理书第九章，这字以众数阳性的方式出现：sabu 'im。因此，经文强烈地暗示「组」的意思(即一连串的「七」，或「七」的组合)，却非表示连续七日的「周」。在这情况下，我们无疑可以将经文解释为七十个七年，而不是七十个七天。这样，我们所得的便是四九O年。
根据24节下半节的记载，四九O年过后，有六项结果：(1)「止住罪过(或作「反叛的罪」)；(2)「除净(或作「封住」)罪恶；(3)「赎尽罪孽」；(4)「引进永义」；(5)「封住异象和预言」；(6)「膏至圣者」。由上述六项结果看来，四九O年期满后，现时被罪所咒诅的世界秩序，将会终结(1及2项)；为赎罪人所付的代价，经已偿付了(3项)；神的国在地上建立，全地都充满公义，正如海洋被水淹盖(4项)；至圣者(基督？)，或至圣的圣所(后者似乎较合适，因为基督已在第一次降临时被圣灵膏立了)，将会被庄严地膏立，被定为在耶路撒冷敬拜的地方，在千禧年期间，成为举世的宗教及文化中心(5及6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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