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光训与他的时代
特殊的处境和特殊的时代，造就了一位特殊的、不同凡响的主教。丁光训主教的一生，伴随了半个多世纪中国基督教的跌宕起伏，及其背后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在他心中，那一代中国基督徒的信仰可归纳为：“有两个中心的椭圆，是两个C，即基督和中国(Christ and China)”
本刊记者/朱雨晨
2012年11月22日，丁光训主教以98岁高龄在南京逝世。仅差了6天时间，他未能迎来金陵协和神学院的60周年校庆纪念日。在过去的一甲子中，丁光训担任该院院长达58年，其后两年是名誉院长。
1955年，丁光训被中华圣公会按立为浙江教区的主教。时至2012年，他是中国最后一位在世的基督教主教。丁光训主教的离去，带走了一个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时代。
“两个C，基督和中国
(Christ and China)”
1915年，丁光训生于上海的基督教世家，从小接受英文教育，连在圣公会做礼拜也用英文。丁光训在圣约翰大学高中部、大学部完成早年教育， 1937年以英国文学学士学位毕业。此后进入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任学生部干事。
青年会虽以基督教教义为立会的宗旨，实际并不宣教，所以不是教会，而是一个服务于社会的NGO。也因此，青年会对中国的现代化、融入世界有诸多贡献。如翻译中国第一部羽毛球规则的司徒桐，当时就服务于青年会少年部，后来也是丁光训在金陵神学院的同事。青年会因致力于服务社会、改变社会，丁光训自然被会内外一批思想偏左的青年知识分子、基督徒吸引。其中，对丁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后来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首任主席吴耀宗。
丁光训大学毕业这一年，卢沟桥炮声隆隆。民族救亡已是中国社会的第一主题，中国基督徒自然无法置身事外。但救亡，尤其是诉诸武力，又与教义中“打你的左脸，给他右脸”的和平主义相抵触。后来吴耀宗曾谈到，自己30年代出现“人格分裂的现象。圣经唯爱是真理，抗日救亡也是真理”。
这一张力，普遍存在于吴耀宗和丁光训这一代基督徒身上。表面上看，沿海省份、租界内出生长大的基督徒，资产阶级“软弱性”和“妥协性”应最为明显。但实际上，他们因身负国耻家恨反而更具有民族主义和爱国激情。只是在当时，“爱国爱教”如何结合，历史还未给他们一个明确的选项。
1945年，丁光训担任吴耀宗等发起的“中国基督教民主研究会”执行干事。据丁光训的好友周加才在《爱无止境》一书中记录，“丁光训在不少青年学生心目中已成为一个学生运动的领袖”。
1946年丁光训出国，翌年赴美国协和神学院，于1948年获得神学硕士，然后去瑞士日内瓦担任世界基督教学生联盟干事。此时，国内战场上胜负渐分。据丁光训回忆，1949年5月吴耀宗赴欧洲参加世界和平大会，曾找他长谈。
吴耀宗介绍了解放区欣欣向荣的情况，特别是人民群众翻身做主所带来的新的精神面貌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引用《马太福音》第25章说明，共产党人口头上否认基督，却实践了爱；而基督教口头上不停地承认基督，实践上却没有能彰显它，因为没有对大众的爱。丁光训问：新中国是美好的，但是如果政府要取消宗教，你是否还拥护新中国？吴先生说丁太听信国外所谓解放区迫害宗教的许多谣传了。“退一万步来说，只要祖国是美好的，那么，即便宗教受到打击，我还是爱祖国。”吴说。
吴耀宗还向丁光训详细解释，在新中国，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协商来妥善解决，统一战线将在国家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我国宗教信仰自由从根本上说将是有保障的，但实践上一定会出现各种问题，需要对干部和信众双方经常进行政策教育……
当其时，将共产党和毛泽东看作拯救中国的“弥赛亚”，在中国基督徒中为主流观点之一。甚至有牧师感佩其所作所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如上海基督教国际礼拜堂的李储文牧师，后来成为中共高级干部，香港回归前曾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
1951年，丁光训回国。30多年后，丁光训在日本京都同志社大学演讲时，提及往事，将他这一代中国基督徒的信仰归纳为“有两个中心的椭圆，是两个C，即基督和中国(Christ and China)”。
他出任院长，各派都能接受
1949年鼎新之际，虽然中国宣布“一边倒”，但中国教会对外通道尚未断绝。在当时，中国基督教、天主教教会，及其设立的学校、医院，均以国外资金、尤其是美国资金为主而支持运转。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中美彻底交恶，美国政府宣布冻结中国在美国国内的财产。不久，中国亦宣布管制美国在华一切财产。至此，前述学校、医院、福利设施、教会的外援彻底断绝。基督教“三自”运动，即始于此政治、经济背景下。
“三自”，即“自治、自养、自传”的简称。早在1850年，英国圣公会亨利·樊就提出了“三自”的概念，认为“传教士努力的方向应当使他们自己成为不必要的人”，使基督教会在中国落地生根，不必依靠海外母会。至20世纪20年代，中国也曾兴起一批独立教会，强调由中国人领导，由中国信徒自己维持。当时，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教会要求实现“三自”的要求并不排斥，甚至部分外籍传教士在积极倡导、努力推动。天主教传教士雷鸣远就提出“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的口号。但在现实中，由于战乱和贫弱，1949年以前的中国“三自”，进展并不迅速。
1950年7月28日，吴耀宗等40名中国基督教各教派领袖联名发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即著名的《三自宣言》。9月23日《人民日报》头版全文刊载了《三自宣言》，并公布截至8月底首批在宣言上签名的1527位基督教徒的名单。至当年底，已有近8万签名。至1953年12月，签名人数达到了40万人，约占当时全国基督教徒的三分之二。第二年，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下称全国三自)成立，吴耀宗任主席，丁光训为常务委员。
1952年，在南京金陵神学院基础上，华东11所神学院及圣经学校联合，建成金陵协和神学院。年仅37岁的丁光训出任院长。
当时，基督教内各宗派林立——这实际上是国际各宗派先后进入中国宣教后，自然形成的格局。上述11所神学院及圣经学校，也分属不同的宗派。丁光训回国后担任广学会总干事，没有在任何神学院任教，因而由他出任院长，是各派都能接受的人选。
大致说来，当时中国基督教界已分现代(自由)、保守(基要)两大阵营，对神学教学、圣经的各种教义理解差异颇大，并因此造成生活习惯的差异。有学生受灵恩派影响，每次祷告的时候会大哭。又如圣约翰大学内的圣公会中央神学院，据当时的学生，后来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曹圣洁回忆，该学院强调学生需注重灵性追求，甚至提出要有修道院的遗风，学生只能穿蓝、黑两色的衣服；每学期要有一天“静修日”；除非必须，一天要求不说话……
曹圣洁作为中央神学院学生，转入金陵神学院时已是大三，一个学期后即成为首届毕业生。据曹和她的老师、当时的副教务长陈泽民回忆，丁光训提出，为尊重不同的教派，部分课程分班授课。在一些神学问题上，现代派和基要派基督徒有重大差异。如现代派会采用使用当代考古、考据的方法研究《圣经》，如考证《摩西五经》是否字字句句均为摩西所写？还是另有后人编辑？或者，《圣经》因各个版本传抄、翻译，会不会有差异甚至是因而出现错误？但是，研究结果却不被基要派接受。于是，在金陵神学院内，不得不形成妥协方案。
“当时圣经课和神学课，课程号上有‘.1’和‘.2’。前者是基要派老师上课，后者是现代派老师授课，学生可以自由选课，不交叉。”如今已96岁的陈泽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丁院长本人的神学理念和我一样，是现代派的。但他很智慧，强调团结。”
陈泽民回忆说，分班授课持续了5年，至1958年。由于反右之风渐起，终于刮入金陵神学院，导致停课三年。上世纪60年代后，虽然短暂复课，又遭遇文化大革命。中国基督教界进入一个黑暗期。那时，陈泽民开始抽烟，直到30年以后才戒掉。说起抽烟的往事，已近百岁，被按立为牧师超过60年的陈泽民很不好意思地笑起来，像个淘气被抓了现行的孩子。
“丁院长也抽过烟？”《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问。
“抽过，不过很少，也是很短的一段时间。”
可想而知，丁光训当时内心应极为苦闷。至文革起，他本人虽因周恩来保护未受冲击，但其家人、同事都备受磨难。金陵神学院的藏书，几乎全部被红卫兵烧掉。丁光训等教授拼命解释其珍贵，设法保全。最终，几位神学家争取到了12个小时的时间，挑出3000多本，虽然不过原来藏书的一成，但也为神学院保留了一份血骨。
是鸦片，还是鸦片烟？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教会开始恢复活动。曹圣洁牧师记得，上海沐恩堂是1979年9月2日恢复礼拜。斯时沐恩堂被一所学校占作大礼堂，上面还挂着毛主席像。上海市有关部门去协调的结果是，由学校借给教会，教会方面还要付房租。每周做礼拜之前，会把毛主席像遮起来。“当时《赞美诗》只是油印了几张纸。” 就这样，中国社会的宗教生活渐次恢复。
丁光训也迎来了其人生的顶峰。1980年，负责基督教教务的中国基督教协会成立。协会与全国三自一起，并称为“基督教全国两会”。丁光训兼任全国三自主席和基督教协会会长，至1997年方才卸任。同时，他还长期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责任编辑：jidujia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