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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最重要的文化现象，应该要算“国学热”的重新兴起，这其中于丹的贡献可谓功莫大焉。从《论语心得》到《庄子心得》再到《游园惊梦》，国人的目光一下子就回眸了千年。那些几乎已经要被遗忘的经典忽然间就成了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焦点。上至不甘寂寞的鸿儒下到为生计奔波的布衣，纷纷加入其中著述立说。或曰心灵解读或曰训诂解读或曰生活解读，一时如春秋当世，各执一词，不屑与同类语。引经者论之有据，不可辩驳，掏心者言之灼灼，难以抗拒，使得台下的观众左右为难，无所适从，竟生出许多无端的烦恼和阅读“疲劳”来。所以当石博士的这本新著《〈东风破〉----论语的另类解读》，摆在我面前的时候，不仅没能激起我多大的阅读欲望，而且这个略显晦涩并有些媚俗的书名，还让我有了些须本能的警觉与狐疑，这是不是又在准备忽悠那些天真读者呢？就如当初我拿到那本《〈丧家狗：我读〈论语〉》时，总也搞不明白，有什么十分的必要须将“丧家狗”与孔圣人联系起来。不过，石博士与我相识已久，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的谦卑与不欺却是不容置疑的。遂静心捧读，不想竟使人发出无限的感慨与沉思来。
按照哲学诠释学的观点，经典作为一种经过历史检验而具有恒久价值的作品或“本文”,属于“历史流传物”的范畴。经典产生于特定的“视域”,体现了经典作家基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对自然、社会、历史以及人生的认知和评判。同样，对于后世的读者（或解读者）对经典的理解与诠释，也离不开一定的“视域”,而这其中读者所处的历史阶段、生活环境，特别是读者本身的知识储备、生活阅历、认知评判能力以及对经典的熟悉程度，就显得非常重要。从目前对经典诠释与解读的途径以及解读者的构成来看，大致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训诂学的路径。即着重于经典成书的年代、成书者的生平事迹、字词的解释等方面的“史料考证”,这类解读多是些古文字专家所为；另一种则是历史哲学的路径。即解读者将自身的价值关切和意义探寻“置于”经典之中，寻找二者之间在哲学层面上的共鸣与升华。这类解读多是些文化学者所为。二者的优劣，用王国维先生的话说就是，前者“可信”但不“可爱”,而后者“可爱”却不一定“可信”.石博士的这本《〈东风破〉----论语的另类解读》，显然与这两种有所不同。他采取的是一种中间路线，即在重视“史料考证”的同时又适当加入了自己的哲学思考。特别是作为一个专门研究基督教的学者和虔诚的基督徒，他富有创意地将作为西方文化经典的《圣经》与作为中华文化（或儒家文化）经典的《论语》放在同一个文化层面上进行对读与思辩，互为比较，互为参照，相互融同，开辟了经典诠释的新路径。这种跨东西经典文化的比较不仅具有首创性而且更具现实性。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交流特别是不同经典文化之间的交流，对于开拓人们的眼界，构建更具包容、和谐、开放的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历史上看，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交流与交锋，其实从唐朝末年就已经开始了。当时这种被称为“景教”的外来宗教虽然受到了李唐王朝的礼遇，但却并未引起人们的多大注意，因为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是道、释、儒三家。在随后的1000多年里，基督教在中国缓慢发展，到了明朝才有了稍稍的转机。由于传教士利玛窦受到明王朝万历帝的厚爱，使得基督教开始为一些上层士大夫所接受，但由于信众太少，没有产生出多少社会效应。清朝末年，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天主教传教士蜂拥而入，广设教堂招募信众，教会的势力一下子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壮大起来，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作为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才第一次强烈的感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威胁， 随后迩来的“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团”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一次对决。这场对决，虽然从形式上看，是西方列强（基督教世界）的胜利，但从文化的层面上说却是儒家文化的胜利，因为至此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国人就彻底的将基督教与西方列强相提并论起来，所谓上帝的意图和基督的精义被视做了文化侵略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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